長江在安徽境內流長401公里,流域面積達6.6萬平方公里,被視為“皖江”。皖江流域至隋唐時期,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成為富庶的“東南八道”中迅速崛起的重要地區。這裡社會經濟之所以發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豐富的水資源得到較大的開發。其中水運交通事業的開發與發展尤為顯著,對於促進當時農業、手工業,尤其是商業貿易發揮了重要作用。一、唐代皖江流域水運事業的開發隋唐以前,由於南北政治分裂,南北交流受到嚴重阻礙,長江流域的經濟交流長期
唐朝揚州有多牛氣?東方四大海港之一，出國大都從這兒下海：
從開元十四年(726)的暮春至晚秋，除了短暫地前往今天的浙江紹興一帶(“越中”)之外，李白都置身揚州，並在此結識了不少的友人，並因此而留下了兩首詩。其一是由揚州往越中，作別友人的《別儲邕之剡中》;其二則是五言律詩《廣陵贈別》，“玉瓶沽美酒，數里送君還。繫馬垂楊下，銜杯大道間。天邊看淥水，海上見青山。興罷各分袂，何須醉別顏”，真摯情感躍然紙上。有人以為，揚州地處江蘇腹地，並不靠海，也沒有十分廣闊的水域，故而此詩頸聯“天邊看淥水，海上見青山”一句當是作者與友人談話的內容，而非眼前實景。
不過唐代的情況倒也未必如此。當時的長江入海口遠比今日靠西(大抵在靖江-江陰一線)，而揚州附近的長江江面也比當下寬闊得多，其岸線遠比今天靠北。因此，海潮溯江而上竟可直達揚州城外的揚子津。譬如天寶十年(751)，“廣陵大風駕海潮，沉江船數千艘”。中唐詩人李紳在《入揚州郭》詩序文中也說：“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見當時的海船是可以停泊到揚州城下的。
這一點在考古發現中亦可見端倪。唐代揚州城址範圍由今揚州市區西北的蜀岡之上擴至蜀岡之下，出現了蜀岡上下兩重城的格局。一為蜀岡上的子城，一為蜀岡下的羅城;子城為行政區，羅城為工商業區和居民區。據沈括《夢溪補筆談》卷三記載，“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城市的規模在當時僅次於都城長安和洛陽。今天，唐代羅城內的古蹟及城牆業已毀壞，地面僅存一段高出地表約2米的北城牆夯土殘垣，建有唐城遺址博物館。經考察，隋唐揚州城內有2條南北向河流，1條東西向河流，貫穿整個羅城。據1978年在石塔寺右前側發掘的唐代木橋遺址看，運河寬30米，河床深達4.7米。河床填土和淤泥中均出土唐代遺物。此條河道向東不遠處，即今文昌閣前又有一古河道，寬約15米，此河道之西30米處發現唐代沉船二艘。在現揚州城南施橋也曾出土唐代沉船，殘長24米，殘寬4.3米，船內深1.3米。施橋現在距江很遠，附近一片平疇，阡陌相望，怎麼能有船舶沉沒在地下?就這個沉船殘跡尺寸之大看來，不似普通江船，而應是一條海船。
唐代馬球紋銅鏡，現藏揚州博物館
正是這種濱江近海的地理位置，使得揚州在唐代對外的海上交通中同樣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東出長江口，向東可與日本通航;向南經明州(今泉州)、廣州，可與大食(阿拉伯帝國)、波斯等西亞各國通航;唐朝出使國外的船隻也大都從揚州下海，如鑑真和尚受日僧邀請六次東渡日本，其中有三次就是從揚州啟航的。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道程及郡國志》一書中，就將揚州與交(今越南河內)、廣、泉三州並列為東方四大海港。揚州的造船業也隨之興旺起來，鑑真東渡日本第一次出發所乘坐的海船就是在揚州東河趕造，並有揚州大都督府倉曹參軍李湊檢校營造。大曆年間(766-779年)劉晏出任諸道鹽鐵轉運使，曾在揚州城南設立十個造船廠，製造大型運輸船隻。每造一船用錢百分，“每船受千斛”。船隻編隊運輸，每十船為綱，共造船兩千餘艘，數量驚人。
長江在安徽境內流長401公里,流域面積達6.6萬平方公里,被視為“皖江”。皖江流域至隋唐時期,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成為富庶的“東南八道”中迅速崛起的重要地區。這裡社會經濟之所以發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豐富的水資源得到較大的開發。其中水運交通事業的開發與發展尤為顯著,對於促進當時農業、手工業,尤其是商業貿易發揮了重要作用。一、唐代皖江流域水運事業的開發隋唐以前,由於南北政治分裂,南北交流受到嚴重阻礙,長江流域的經濟交流長期
唐朝揚州有多牛氣?東方四大海港之一，出國大都從這兒下海：
從開元十四年(726)的暮春至晚秋，除了短暫地前往今天的浙江紹興一帶(“越中”)之外，李白都置身揚州，並在此結識了不少的友人，並因此而留下了兩首詩。其一是由揚州往越中，作別友人的《別儲邕之剡中》;其二則是五言律詩《廣陵贈別》，“玉瓶沽美酒，數里送君還。繫馬垂楊下，銜杯大道間。天邊看淥水，海上見青山。興罷各分袂，何須醉別顏”，真摯情感躍然紙上。有人以為，揚州地處江蘇腹地，並不靠海，也沒有十分廣闊的水域，故而此詩頸聯“天邊看淥水，海上見青山”一句當是作者與友人談話的內容，而非眼前實景。
不過唐代的情況倒也未必如此。當時的長江入海口遠比今日靠西(大抵在靖江-江陰一線)，而揚州附近的長江江面也比當下寬闊得多，其岸線遠比今天靠北。因此，海潮溯江而上竟可直達揚州城外的揚子津。譬如天寶十年(751)，“廣陵大風駕海潮，沉江船數千艘”。中唐詩人李紳在《入揚州郭》詩序文中也說：“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見當時的海船是可以停泊到揚州城下的。
這一點在考古發現中亦可見端倪。唐代揚州城址範圍由今揚州市區西北的蜀岡之上擴至蜀岡之下，出現了蜀岡上下兩重城的格局。一為蜀岡上的子城，一為蜀岡下的羅城;子城為行政區，羅城為工商業區和居民區。據沈括《夢溪補筆談》卷三記載，“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城市的規模在當時僅次於都城長安和洛陽。今天，唐代羅城內的古蹟及城牆業已毀壞，地面僅存一段高出地表約2米的北城牆夯土殘垣，建有唐城遺址博物館。經考察，隋唐揚州城內有2條南北向河流，1條東西向河流，貫穿整個羅城。據1978年在石塔寺右前側發掘的唐代木橋遺址看，運河寬30米，河床深達4.7米。河床填土和淤泥中均出土唐代遺物。此條河道向東不遠處，即今文昌閣前又有一古河道，寬約15米，此河道之西30米處發現唐代沉船二艘。在現揚州城南施橋也曾出土唐代沉船，殘長24米，殘寬4.3米，船內深1.3米。施橋現在距江很遠，附近一片平疇，阡陌相望，怎麼能有船舶沉沒在地下?就這個沉船殘跡尺寸之大看來，不似普通江船，而應是一條海船。
唐代馬球紋銅鏡，現藏揚州博物館
正是這種濱江近海的地理位置，使得揚州在唐代對外的海上交通中同樣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東出長江口，向東可與日本通航;向南經明州(今泉州)、廣州，可與大食(阿拉伯帝國)、波斯等西亞各國通航;唐朝出使國外的船隻也大都從揚州下海，如鑑真和尚受日僧邀請六次東渡日本，其中有三次就是從揚州啟航的。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道程及郡國志》一書中，就將揚州與交(今越南河內)、廣、泉三州並列為東方四大海港。揚州的造船業也隨之興旺起來，鑑真東渡日本第一次出發所乘坐的海船就是在揚州東河趕造，並有揚州大都督府倉曹參軍李湊檢校營造。大曆年間(766-779年)劉晏出任諸道鹽鐵轉運使，曾在揚州城南設立十個造船廠，製造大型運輸船隻。每造一船用錢百分，“每船受千斛”。船隻編隊運輸，每十船為綱，共造船兩千餘艘，數量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