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代使然：

我們現在經常感慨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

其實，在中國古代，也有一個相對獨立的權力監督制度，即史官制度。史官是相對獨立於君權之外的記錄事實真相的官員。為什麼需要這樣一個人來“監督記錄”呢？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講：”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后王。記注之職，其來尙矣。

監督記錄的目的不是“限制君權”，而是要“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做壞事要罵在紙上，做好事更要誇在書中，讓權力能夠自覺一些，就跟我們普通人要幹壞事前，曾有人告誡過你，“你要對得起天地良心”“你做過什麼，老天全看在眼裡”，會有所收斂，當然我們普通人更有國法懸於頂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國法未必對君主有用，但是，君主做壞事，行惡政，施暴行，也總會有一雙眼睛在背後盯著他，一言一行都給他記小本子上，到底寫了些什麼？君主不許過問。“你做了些什麼，你自己心裡清楚。如果你不怕遺臭萬年的話，你就繼續……”一方面監督警醒當代君主的權力，另一方面讓後世君主能夠引以為戒，以免重蹈覆轍，這就是史官的最大作用。

西周、春秋時太史掌管起草文書，策命諸侯卿大夫，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等，權力和地位都很高。直到秦漢，設定太史令，是九卿“太常”下面的屬官，無實際行政權。魏晉以後修史的任務劃歸著作郎，太史僅掌管推算曆法。隋改稱太史監，唐改稱太史局，史官的地位是每況愈下。

但是，要注意的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都不是官修史書，而是屬於私修。這是什麼原因？

秦漢的統治相對於春秋戰國來說是集權專制，對於“史官”的“掣肘”有排斥，但是並未加以專斷的管控。有排斥，所以史官沒有行政權，在體制內已經不能發揮其原先明面上的“監督”職能。所以，秦漢並未見官修史書傳世。但是，由於傳統史官文化影響，君主對於私修史書又不能有效干預，其實防言甚於防川，又有哪個君主能夠真正讓人閉嘴呢？所以有些君主甚至於還主動示好，以博取歷史上的美名。如班固一開始就被人舉報“私改作國史者”，被逮捕入獄，後來漢明帝看過其寫的東西后，反而撥款支援。注意這裡的“私改作國史，”不應翻譯為私修國史，要注重“改”字，史籍中，明確“私修國史”為罪的是在隋朝。

“人間（即民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隋書》卷一《文帝紀。唐以前，由於官修、私修兩種情況同時存在，修史往往不能完全符合當權統治集團的需要，甚至某些奉詔所修的國史，亦出於修史者不盡站在以皇帝為代表的最高統治集團一邊，自覺不自覺地觸及乃至危害其統治利益。》）

隋文帝楊堅的這條禁令應該說是，史學文化的分水嶺。隋唐後，史官從“監督者”“訓誡者”“見證者”“勉勵者”“讚頌者”逐步墮落為後者，最終以維護統治為根本。從這個意義上說，也正是楊堅的這條禁令，害了其子楊廣。隋煬帝在歷史上背滿了不屈的罵名，由唐人任意塗抹，潑汙。正應了那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二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我們經常會聽到，古代史官是世襲制，或者說古代官吏是世襲制。這個古代其實僅限於春秋以前。到了戰國秦漢，更多是舉薦制。但是，制度雖然沒有了，實際情形卻與世襲差不多，權力金字塔依然侷限於貴族階層。

原因有兩點：

1權貴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會互相舉薦對方，別人很難參與進去。

2知識和書籍存放在他們家中，底層民眾很難獲取到知識和文化，連話都說不好，所以沒有話語權。

三班家父子兄妹的努力。

相關故事，在此不再贅敘。

班家人和司馬遷一樣，是典型的古代儒家知識分子的代表，正統觀，使命感是他們的歸屬。為了內心的這種歸屬，他們不惜一切，而他們的遭遇，也使後唏噓不已。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悲壯的人生。直到如今，也是如此。

我個人角度看來，是社會背景----時代特徵----傳統文化----模範家風的薰陶，才使他們確立了自己的人生志願，因為很多的天賦都是有待於後天的好學深思。而真正有一定影響力，吸引力的是歷代先祖的率先垂範，當然，後人的天賦才情最為重要。司馬遷就是這樣被父親的文學、史學薰陶，天長日久，就開始了天賦創新，自成一家的典型例子。

梁啟超說中國各種學問，唯史學最為發達，世界各國，唯中國史學最發達。這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史官自身的素質，二是官方的重視。第一，劉知幾《史觀》論史才三長，才識學。班氏自幼勤讀詩書，又做過京官，還打過仗，遠道漠北，對史料有自己的分析和思考，真正達到了才識學俱佳。第二，歷代皇帝無論英明還是昏庸，都重視編史。究其原因，都希望留名青史，明君還希望以古為鑑。因此，皇帝會為史官創造一切條件編撰歷史，只要不是詆譭皇帝，都是認可的。所以，班氏編撰《漢書》，是其天賦使然，也是現實使然。可能，班氏不編《漢書》，也會有別的史官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