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影響，等於沒說。

第一，魯迅不是史學家；第二，當時大師頗多，魯迅號召力不大；第三，後來，人們就不懂魯迅說的是什麼意思了。

離騷者牢騷也。司馬遷透過史記發牢騷，有良心而非良史!後來者連良心也沒有。

魯迅先生的主要功業在於喚醒麻木的國民，所處的時代中華文化發展已經跌到谷底，很多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只有失望，一點自信心都沒有，說幾句過頭話也沒什麼大不了。先生從來也不依史學見長，甚至厭惡，.不值望他會誇傳統文化。這是當時的大環境決定的，是不能遷罪於個人。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從黃帝到漢代兩千六百年間的人事變化與社會變動。這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最有價值的史書。

司馬遷的《史記》確實非常偉大，幾乎無與倫比。魯迅對《史記》的評價恰如其分，當然有很大影響。

呵呵，史記是中國正史的老祖宗，華人一向崇古，而且史記的確是開創性的史書，並且文筆通俗優美簡練，文學上也有很高的價值，為歷朝歷代所推崇。無論魯迅評價不評價，史記的崇高地位也是不可動搖的，當然魯迅做了評價後也起到了一些添磚加瓦的作用。

首先，在魯迅之前，人們對《史記》的評價就已經很高了。《史記》以本紀、世家、列傳、書、表構成的史書體例，牢籠百代，成為古代通例；敘事簡潔，起伏跌宕，狀人惟妙惟肖，躍然紙上，評論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綜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氣魄、實錄精神、獨立思考能力，在史記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早在漢代，揚雄和班固就高度讚揚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這麼評價到：“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雖然揚雄也說過司馬遷“好奇”，班固不滿於司馬遷的歷史觀點有背於正統，但從今天的角度看，這確正是司馬遷的可貴之處，體現出古人很少具有的創造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

唐代柳宗元稱讚《史記》文筆樸素凝鍊、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遣詞造句，煞費苦心，甚謂“增一字不容，減一字不能。”

南宋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於製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他接著說了一句在古代來說“超過份”的話：“六經之後，惟有此書。”

錢謙益稱讚司馬遷“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

章學誠說“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

趙翼說《史記》是“史家之極則”。

梁啟超說“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

比較一下上述評價，魯迅“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評論可以說是一店也不過份的。他不過是用最簡潔的語言對史記和司馬遷的精神與地位做了最精當的概括。當然，魯迅依靠他在中國現代文壇的霸主地位和強大影響，他的這一評價自然也極大擴大了司馬遷和史記的影響，但這絲毫也沒有抬高之嫌。

作為現代人，可以肯定的說，魯迅對《史記》的評價，一定會受到影響。在極左的時代，魯迅這面旗幟的作用是相當大的。客觀的說，魯迅對《史記》的評價不算過分，過分的是絕對化讀史講史以及做學問的人。《史記》是一部有高度價值的史書，但問題也不少。套用孟子的話，“盡信書不如無書”，讀書包括研究歷史應該有一種嚴謹的態度。

首先給自己的看法：沒有影響華人對《史記》的看法。

首先：一部鉅作或者思想，不會因為某個人的推崇，就會長時間的影響他人的看法。只有大眾思想認同（或者統治者的認同或者需要），而認同的說法才會變成一種主流。

其次：魯迅的評價“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指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這不是當之無愧的嗎？至少現在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