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都屬一個體系，統稱為“大篆”。春秋戰國時，各國文字都有所不同，甚至各地文字也有差異，有的字有幾十種，甚至一百多種寫法。秦統一六國後，丞相李斯上奏秦始皇，提出以當時秦國已沿用的文字為基礎，廢除與秦國文字不同的各種文字，整理出新的較簡易的字型作為統一文字——小篆，並用小篆編寫兒童識字課本，從根本上為統一文字打好了基礎。
李斯把整理好的文字，刻了《嶧山刻石》、《斑既出石》等，這些刻石上的字，字形體格整齊規範，肩架平均，方圓規則，便於書寫。而且，李斯的書法，端莊凝重，骨氣豐勻，為歷代所看重。
現代我們還能看到的秦代字跡有：金石刻辭、詔權量文、刻符、缽印，還有墨書竹簡。“權”即秤砣，通常用銅、鐵、石製作。“量”是鬥斛，用銅、木、陶等製作。秦漢在統一文字的同時，也統一了度、量、衡，所以，在當時製作的權和量上，便也都刻上了用小篆寫的“詔書”。在木質的量上，則將字刻在銅板上再釘在量上，即使木器損壞，上面的銅版詔書，即“詔版”，仍可留存下來。
符，是古代用來調兵遣將的憑證。器物上刻有文字，然後一分為二，國王與派出去執行任務的將領各執一半，到時，如果國王派使臣傳令，須攜帶國王的那一半符，只有當將領的符與使臣攜帶的合而為一時，國王令才得以執行。從秦、漢、魏、晉、隋至唐，軍事上用的符都製作成虎的外形，且十分精美。
現存的秦虎符，其中著名的有“新郪虎符”，上面刻有四行小篆：“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雖無會符行毆。”即虎符的右面一半在國王處，左面一半在駐紮於新郭將領處。將領只有調動50人以下的部隊的權力，若動用50人以上的軍隊，須呈請國王，再派人把另一半虎符送到將領處，合符驗證後才能奉國王的命令列動。而從符上小篆中所寫的“王”字，可判定該符是在秦統一之前所用。此外“陽陵虎符”上的小篆中也書有：“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12字，因符文中寫有“皇帝”，可斷定此符是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使用的。第一個“年”字拖著長腳，幾乎佔了第一行的一半，而相鄰第二行中的“年”字，較之第一行的那個“年”字只有一半大小。使得這篇隸書意味很重的書簡，具有很強的藝術創造意境，打破了方形字型大小均衡的書寫慣例。據《書林藻鑑》：“蕭何草律以之試學童。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事令史。而八體之中，切於時用者，尤莫若隸。史之職所以主書，八體雖在所並習，隸則更為專攻，故漢人亦名隸書為史書。史書令史者，謂能隸書之令史耳。雖日小賤之能，並尊大之職，而律既以是取人，遂爾漫成風氣，上自帝后，下至民庶，無不善史書者。”
隸書經過漢代相當一段時間的普及，至東漢桓帝延熹八年( 165)時所作的《雁門太守鮮于璜墓碑》和靈帝中平三年(186)作的《張遷碑》，都已相當完美地體現了隸書方頭雁尾、流暢波挑的特徵。而真正法度嚴謹，立漢碑隸書風範的，有《禮器碑》、《曹全碑》等。《禮器碑》筆勢瘦硬，變化雄古，《曹全碑》刻於1 85年，秀美多姿，用筆剛柔相濟，含蓄整肅。字型較之其他各碑更扁，排列井然有序。可以稱得上是隸書的典範。
漢代大書法家蔡邕( 133~192)，陳留圉縣（今河南杞縣）人，字伯喈，繼李斯創小篆之後，對漢字形體再作一次整理統一工作，在浴陽主持刊刻並訂定了以五經文字為內容的《熹平石經》，確立了漢隸標準
形體，以漢隸規範了漢字。到了魏正始年間（241一249），又刊了《三體石經》。至漢桓帝、靈帝時( 147~189)，規範標準化後的隸書成為有法度的官定標準書體。
人們把隸書定型化的過程叫做“隸變”。因隸書是漢字發展中一次十分關鍵的變革，它的便於書寫的特點，對漢字及漢文化的普及發展起了極大的作用。
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都屬一個體系，統稱為“大篆”。春秋戰國時，各國文字都有所不同，甚至各地文字也有差異，有的字有幾十種，甚至一百多種寫法。秦統一六國後，丞相李斯上奏秦始皇，提出以當時秦國已沿用的文字為基礎，廢除與秦國文字不同的各種文字，整理出新的較簡易的字型作為統一文字——小篆，並用小篆編寫兒童識字課本，從根本上為統一文字打好了基礎。
李斯把整理好的文字，刻了《嶧山刻石》、《斑既出石》等，這些刻石上的字，字形體格整齊規範，肩架平均，方圓規則，便於書寫。而且，李斯的書法，端莊凝重，骨氣豐勻，為歷代所看重。
現代我們還能看到的秦代字跡有：金石刻辭、詔權量文、刻符、缽印，還有墨書竹簡。“權”即秤砣，通常用銅、鐵、石製作。“量”是鬥斛，用銅、木、陶等製作。秦漢在統一文字的同時，也統一了度、量、衡，所以，在當時製作的權和量上，便也都刻上了用小篆寫的“詔書”。在木質的量上，則將字刻在銅板上再釘在量上，即使木器損壞，上面的銅版詔書，即“詔版”，仍可留存下來。
符，是古代用來調兵遣將的憑證。器物上刻有文字，然後一分為二，國王與派出去執行任務的將領各執一半，到時，如果國王派使臣傳令，須攜帶國王的那一半符，只有當將領的符與使臣攜帶的合而為一時，國王令才得以執行。從秦、漢、魏、晉、隋至唐，軍事上用的符都製作成虎的外形，且十分精美。
現存的秦虎符，其中著名的有“新郪虎符”，上面刻有四行小篆：“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雖無會符行毆。”即虎符的右面一半在國王處，左面一半在駐紮於新郭將領處。將領只有調動50人以下的部隊的權力，若動用50人以上的軍隊，須呈請國王，再派人把另一半虎符送到將領處，合符驗證後才能奉國王的命令列動。而從符上小篆中所寫的“王”字，可判定該符是在秦統一之前所用。此外“陽陵虎符”上的小篆中也書有：“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12字，因符文中寫有“皇帝”，可斷定此符是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使用的。第一個“年”字拖著長腳，幾乎佔了第一行的一半，而相鄰第二行中的“年”字，較之第一行的那個“年”字只有一半大小。使得這篇隸書意味很重的書簡，具有很強的藝術創造意境，打破了方形字型大小均衡的書寫慣例。據《書林藻鑑》：“蕭何草律以之試學童。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事令史。而八體之中，切於時用者，尤莫若隸。史之職所以主書，八體雖在所並習，隸則更為專攻，故漢人亦名隸書為史書。史書令史者，謂能隸書之令史耳。雖日小賤之能，並尊大之職，而律既以是取人，遂爾漫成風氣，上自帝后，下至民庶，無不善史書者。”
隸書經過漢代相當一段時間的普及，至東漢桓帝延熹八年( 165)時所作的《雁門太守鮮于璜墓碑》和靈帝中平三年(186)作的《張遷碑》，都已相當完美地體現了隸書方頭雁尾、流暢波挑的特徵。而真正法度嚴謹，立漢碑隸書風範的，有《禮器碑》、《曹全碑》等。《禮器碑》筆勢瘦硬，變化雄古，《曹全碑》刻於1 85年，秀美多姿，用筆剛柔相濟，含蓄整肅。字型較之其他各碑更扁，排列井然有序。可以稱得上是隸書的典範。
漢代大書法家蔡邕( 133~192)，陳留圉縣（今河南杞縣）人，字伯喈，繼李斯創小篆之後，對漢字形體再作一次整理統一工作，在浴陽主持刊刻並訂定了以五經文字為內容的《熹平石經》，確立了漢隸標準
形體，以漢隸規範了漢字。到了魏正始年間（241一249），又刊了《三體石經》。至漢桓帝、靈帝時( 147~189)，規範標準化後的隸書成為有法度的官定標準書體。
人們把隸書定型化的過程叫做“隸變”。因隸書是漢字發展中一次十分關鍵的變革，它的便於書寫的特點，對漢字及漢文化的普及發展起了極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