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成諷諭、閒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大體上,前三類為古體,後一類為近體.前三類大致以內容區分,但有相交.四類詩中,白氏自己比較重視前兩類,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閒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諷諭詩是白詩中的精華.代表作有《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們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這些詩措辭激烈,毫無顧忌,突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十分突出.諷諭詩在形式上多直賦其事.敘事完整,情節生動,人物情節細緻傳神.另一部分諷諭詩則採用寓言託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託政治感慨

1、積極進取、兼濟天下的儒家風範

白居易在創作前期這種輔弼蒼生的心態是在家風世情的薰陶之下逐漸形成的。有關白居易的祖先為誰，向來眾說紛紜，沒有定論，但達成一致的是，他是一位出身中等人家的寒士。他的父親有勇有謀、忠君愛國，這也為他政治立場的形成和道德情感的塑造起到了十分重大的影響。此外，白居易所處的時代，正值盛世難續、衰敗漸趨的中唐亂世，唐王朝猶如一座地基已經被掏空的大廈，在浮華的外表之下，隱藏的是無窮的隱患，在風雨之中搖搖欲墜。時局的動亂讓這位詩人的作品早早得便有了一種質樸與成熟。“尚念行千里，始於足下”，這是白居易在中進士之後立下的誓言，“十年常苦學，一上謬成名”，詩人在衣錦還鄉之後仍然躊躇滿志，沒有絲毫的懈怠。貞元十九年，白居易與元稹等人同科登第，這是白居易進入仕途的第一步，也是他滿懷希望實現自己理想的開始。

2、身處逆境、壯志未酬的矛盾掙扎

元和十年七月，白居易由於直言進諫、干預政事而被執政者變為江州司馬。本來是心懷百姓疾苦的積極舉動，卻被強加上莫須有的罪名，這對白居易的打擊是巨大的。在此期間，他創作了《新樂府》、《秦中吟》等一系列的諷喻詩，更加得罪了諸多有權有勢的內臣和宦官。“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白居易內心是十分痛苦的，就像是霜降春林而萎落的春華，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他心中的釋老思想開始萌芽，獨善其身的心態也開始漸漸發展。正如他在《閒居》中寫道的：“心足即為富，身閒乃當貴”，他的詩中體現出一種知足常樂、消極閒適的心態，這些思想逐漸填補了白居易內心的空落也使得他在獨處的時光中內心更加平和。

但內心根深蒂固的儒家濟世思想又從未消逝，他在壯志未酬中依然希望透過奮進和努力來改變現狀。因此他無法像陶淵明一樣徹徹底底的出世，無法淡然恬靜的歸隱山林。於是，這一時期的白居易思想鬥爭最為激烈，理想的豐滿與現實的嚴酷使他在矛盾之中掙扎與徘徊，在積極與消極之間探索與追尋。

3、執兩用中、心如止水的閒適苦悶

在白居易生命的後期，更多的是以一種“中隱”的態度處世，也就是說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來達到協調與平衡。這種處世原則也是作者面對無奈的現實苦苦思索得出的。中晚唐時期的政治多變，各黨派之間相互勾結、鬥爭，即使是白居易心懷大濟蒼生之志，朝政江河日下的局面也絕非他一己之力能夠改變的，眼前的局勢也幾乎快將他內心的壯志消磨殆盡了。加上白居易自幼便體弱多病，到了晚年這種情況就愈發明顯了。“豈獨年相迫，兼為病所侵”，即使是在盡享江南美景之時，作者也時常因為自己的身體狀況而鬱悶。

身邊友人的相繼離去也更加令白居易感受到生命的無常，李建、元稹、劉禹錫都是他的至交，“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當這些知己離去後，白居易身心俱疲。“爭知壽命短復長，豈得營營心不止？”他逐漸思考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這種執兩用中、亦仕亦隱的中間主義立場，至少讓詩人得到了暫時的心理平衡與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