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興盛急遽走向衰敗的時代，他自己有過“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奢望，也經歷過“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悲辛，由於仕途坎坷，兵荒馬亂，飢餓流離的現實生活，逐漸使他對時代的苦難，社會的不平，人民的疾苦，家國的不幸，有了深切的體驗。從安史之亂前夕到大曆初的十幾年間，在盛唐詩人普遍沉寂的情況下，杜甫中流砥柱，以自己的光輝照亮了整個詩壇。他的詩歌廣闊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過程中的精神風貌，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都寫到詩裡，大大拓展了詩歌的題材。他是一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偉大詩人。後人稱杜甫為“集大成者”，稱其詩為“詩史”，譽其為“詩聖”，他是當之無愧的。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興盛急遽走向衰敗的時代，他自己有過“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奢望，也經歷過“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悲辛，由於仕途坎坷，兵荒馬亂，飢餓流離的現實生活，逐漸使他對時代的苦難，社會的不平，人民的疾苦，家國的不幸，有了深切的體驗。從安史之亂前夕到大曆初的十幾年間，在盛唐詩人普遍沉寂的情況下，杜甫中流砥柱，以自己的光輝照亮了整個詩壇。他的詩歌廣闊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過程中的精神風貌，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都寫到詩裡，大大拓展了詩歌的題材。他是一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偉大詩人。後人稱杜甫為“集大成者”，稱其詩為“詩史”，譽其為“詩聖”，他是當之無愧的。

我以為，從一個詩人的詩歌創作中可以看出一個詩人鮮明的個性特徵和為人。

因為，從理論上講，“文學透過形象反映社會生活”，這是文學的根本特徵。這一根本特徵告訴我們，文學是作家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不同作家由於個人遭際的不同，生活閱歷的不同，所參與社會生活廣度、深度的不同，文學素養高低的不同，對時代精神把握能力高下的不同，各人的“反映”是不同的，這種“反映”是主觀的，它會打上作家鮮明個性的烙印。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正義》）這一段話，一般簡括為“詩言志”、“詩緣情”。詩歌創作，可以看作是詩人“志”、“情”的體現。由此，我們可以從杜甫的詩歌創作中探究其個性特徵和為人，進而體察其人格的魅力。

文學批評有一條基本原則――知人論世。確實要研究杜甫，有必要研究杜甫生平。我們且看一下他的人生軌跡。

杜甫的一生可分為四個時期：

1．讀書與壯遊時期（35歲以前）

杜甫早慧，據稱七歲即能詩文，《壯遊》詩中說：“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二十歲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東下姑蘇，南遊剡溪，放蕩齊趙，裘馬清狂的十年“壯遊”。

2．困守長安時期（35歲－44歲）

杜甫三十五歲來到長安，懷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政治抱負，希望循著科舉道路登上卿相之位。但奸臣當道，滯留十年卻一再碰壁。為了生存，為了求官做，生活日益窮困潦倒。在長安苦苦等待了十年之後，才謀得了一個看守武庫的小官。

3．陷賊與為官時期（45歲－47歲）

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亂爆發，杜甫先是在陝北逃難，繼而又被安史叛軍俘解長安。後來他隻身逃出長安，抵達肅宗行在鳳翔，被任命為左拾遺。終因堅持正義，疏救房琯，得罪肅宗而遭貶。

4．飄泊西南時期（48歲－59歲）

為了尋求新的生計，杜甫來到了四川，在成都西南浣花溪畔營建了草堂，生活得到了暫時的安定。後來輾轉湖北江陵、公安和湖南嶽陽等地，五十九歲那年病死於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

時代磨鍊了杜甫，也成就了這樣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