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說一下我的觀點，唐勒無作品存世不代表唐勒沒有作品，在司馬遷的屈原列傳裡曾說過“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已賦見稱”。而後宋玉的九辯使他成為屈原之後最傑出的楚辭作家。後人推崇將他們稱為“屈宋”，所以我大膽猜測一下:楚國在屈原之外有一批楚辭作家，但能讓人欣賞佩服的大概只有宋玉一人。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提到唐勒是既屈原之後，與宋玉，景差(cuō)齊名的楚辭家；後世只知道屈原的《離騷》，宋玉的《九辯》，景差的《大招》，唯獨沒有唐勒的賦；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原載有唐勒賦四篇，也已遺失，司馬遷與唐勒只相隔百年，不可能不知道唐勒的賦，為什麼《屈賈傳》沒有提及？原因有三：

不是歷史推動人物

史學家寫史書大都是為政治服務的。“列傳”是曾對歷史起著推動作用的人物傳記，記錄的都是歷史風雲人物。唐勒生卒年不詳，事蹟都難考，應該不是歷史重要性人物，僅知曉他是楚襄王的一名侍臣，為政謹慎，莫敢直諫，註定仕途上碌碌無為，歷史長河裡籍籍無名 唐代詩人李商隱寫到：“何事荊臺百萬家，惟教宋玉擅才華；楚辭已不饒唐勒，風賦何曾讓景差。”，即使要純粹做為一名對推動文學發展的楚辭文人，也要依附於他人，才能昭示其神秘既往。

不是重要政治人物

司馬遷的《史記》以本紀和列傳為主體，“本紀”以王朝的更替為主線，寫帝王；“列傳”主要記錄各國代表性人物的生平事蹟，司馬貞《史記》索隱：

“列傳者，謂列敘人臣事蹟，令可傳於後世。”

屈原，楚國貴族出身，任三閭大夫、左徒,兼管內政外交大事，作為楚國的代表人物；賈誼，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文帝時任博士，遷太中大夫，作為漢劉政權的代表人物。他們都是政治舞臺的核心人物，又都因忠被貶，政治上都不得志，文學成就上又都是成就顯赫；與他們有著同樣境況的司馬遷把他們同列在一起，表面上寫屈原、賈誼，實際上也在寫他自己。司馬遷之所以在《屈賈傳》中對唐勒他們也是隻紙片語，也只是為了突出屈原“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的性格而已。

與統治者思想相左

唐勒主張順物之理,不以己意強為,說白了就是順其自然，是道家的治國理念；無為而治，是老子對君王的告誡，不與民爭，當然不受統治者待見。朝廷需要強化君臣觀，提升士人對於朝廷的凝聚力，需要的是絕對忠誠，便於統治，而不是順民之性。

屈原的思想接近於儒家，孔子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屈原為奸佞所害，政治理想破滅，絕望中以死明志；賈誼政治思想以儒家為主，輔以法家，主張實行禮治，同時還主張刑賞並用，以賞為主，後因梁懷王墜馬而死，深自歉疚，最終抑鬱而亡。

司馬遷贊同屈原的政治主張，敬佩屈原、賈誼的人品，同情他們的遭遇，才將二人合起來寫了一篇傳。

司馬遷稱唐勒輩為“之徒”，就看出不屑的意思，然後說他們“終不敢直諫”，就貼上了“沒有骨氣的文人”標籤，自然是不入司馬遷的眼了；可見，他寫史書時是帶有濃重的個人色彩和主觀意識的。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兩座漢墓出土了很多簡，其中一殘缺簡的背部刻有“唐革”，而古代“革”與“勒”想通，考古工作者及部分學者稱為《唐勒賦》，以饒宗頤為代表的學者們認為這卷殘簡命為《唐勒文》更為恰當，還有部分學者根據作品的風格認為是宋玉的作品；諸多爭議至少說明一點，沒有一件學者公認的唐勒賦面世。期待今後的考古發掘，讓學者們得償所願，讓世人再一睹楚辭家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