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的特點宋明理學雖然可以分為理論及實踐的幾個不同派別，而這些不同派別的學者都被稱為宋明理學，是由於他們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質和特點，共同承擔並體現了這一時代的民族精神。這些特點包括：1）以不同方式為發源於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論、本體論的論證。2）以儒家的聖人為理想人格，以實現聖人的精神境界為人生的終極目的。3）以儒家的仁義論證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內在的基礎，以存天理、去人慾為道德實踐的基本原 則。4）為了實現人的精神的全面發展而提出並實踐各種為學功夫”即具體的修養方法，這些方法的條目 主要來自《四書》及早期道學的討論，而特別集中於心性的功夫。宋明理學的定位以工業文明和近代科學為宋明理學雖然是發展、流行於宋代與明代的學術思想體系，但它的一些基本傾向在唐代中期已經有所表現。唐代文化與宋代文化的關聯是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從社會史的觀點來看，唐代的貴族莊園制與宋代的平民地主制有根本區別，從政治史的觀點看，唐代的藩鎮割據與宋朝的中央集權也有很大距離，而中唐後的文化卻與北宋文化有著一種親緣的聯絡。從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和學術潮流的演變來看，中唐的中國 文 化 出 現 了 三 件 大 事 ， 即 新 禪 宗 的 盛 行 、 新 文 學 運 動（即 古文運動）的開展，與新儒家的興起。宗教的、文學的、思想的新運動的出現，共同推動了中國文化的新發展。三者的發展持續到北宋，並形成了主導宋以後文化的主要形態，也是這一時期知識階層的精神表現。有些學者認為唐代的中國已進入“近代化”，這個說法雖然有失準確，因為一般理解的近代化的經濟基礎工業資本主義尚未出現，但從文化上來看，這個提法對於唐宋之交的歷史演變的深刻性實有所見。與魏晉以來的貴族社會相比，中唐以後的總的趨勢是向平民社會發展。中唐以後的“文化轉向”正是和這種“社會變遷”相表裡。的確，禪宗、古文運動和新儒家所代表的宗教的改革、古文的復興、古典思想的重構，表示這確實是一個與新的時代相符合的文化運動，它在許多方面礎的近代化與西歐近代的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有類似的特點。它雖然不是以工業文明和近代科學為基礎的近代化體現，但可以認為是擺脫了類似西方中世紀精神的一個進步，我們可以把它稱為“近世化”。也有學者稱之為“亞近代”：“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後半葉北宋鼎盛時期是近代型高速經濟增長與合理精神充溢的東洋文藝復興， 甚至是超越它的‘亞近代‘。這些學者彆強調，以北宋為典型的政府組織、軍隊及新儒家的合理精神完全是一種近代式的。中唐開始而在北宋穩定確立的文化轉向正是這個“近世化”過程的一部分。這個近世化的文化形態可以認為是中世紀精神與近代工業文明的一箇中間形態，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對整個宋明理學的評價應當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來重新進行。在這個意義下面，理學不應被視為封建社會後期沒落的意識形態或封建社會走下坡路的觀念體現，而是擺脫了中世紀精神的亞近代的文化表現，它正是配合、適應了社會變遷的近世化而產生的整個文化轉向的一部分，並應在“近世化”範疇下得到積極的肯定與理解。有了這樣一個定位，我們對理學可能會有一種平實的同情解。當然，精神文化的發展有其內在的邏輯與課題，古典儒家的復興是適應於整個合理化的近世化程，而建立一種什麼形態和特質的新儒學則不能離開思想的內部淵源與外部挑戰。基本上，新儒家的努力一方面是強化社會所需要的價值系統，並將其抽象為“天理”，同時將其規定為人性的內涵，體現為強烈的價值理性的形態。另一方面，努力在排斥佛道二教出世主義的同時，充分吸收二教發展精神生活的豐富經驗，探求精神修養、發展、完善的多方面課題與境界，建立了基於人文主義的並具有宗教性的“精神性”。《宋明理學》引言
宋明理學的特點宋明理學雖然可以分為理論及實踐的幾個不同派別，而這些不同派別的學者都被稱為宋明理學，是由於他們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質和特點，共同承擔並體現了這一時代的民族精神。這些特點包括：1）以不同方式為發源於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論、本體論的論證。2）以儒家的聖人為理想人格，以實現聖人的精神境界為人生的終極目的。3）以儒家的仁義論證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內在的基礎，以存天理、去人慾為道德實踐的基本原 則。4）為了實現人的精神的全面發展而提出並實踐各種為學功夫”即具體的修養方法，這些方法的條目 主要來自《四書》及早期道學的討論，而特別集中於心性的功夫。宋明理學的定位以工業文明和近代科學為宋明理學雖然是發展、流行於宋代與明代的學術思想體系，但它的一些基本傾向在唐代中期已經有所表現。唐代文化與宋代文化的關聯是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從社會史的觀點來看，唐代的貴族莊園制與宋代的平民地主制有根本區別，從政治史的觀點看，唐代的藩鎮割據與宋朝的中央集權也有很大距離，而中唐後的文化卻與北宋文化有著一種親緣的聯絡。從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和學術潮流的演變來看，中唐的中國 文 化 出 現 了 三 件 大 事 ， 即 新 禪 宗 的 盛 行 、 新 文 學 運 動（即 古文運動）的開展，與新儒家的興起。宗教的、文學的、思想的新運動的出現，共同推動了中國文化的新發展。三者的發展持續到北宋，並形成了主導宋以後文化的主要形態，也是這一時期知識階層的精神表現。有些學者認為唐代的中國已進入“近代化”，這個說法雖然有失準確，因為一般理解的近代化的經濟基礎工業資本主義尚未出現，但從文化上來看，這個提法對於唐宋之交的歷史演變的深刻性實有所見。與魏晉以來的貴族社會相比，中唐以後的總的趨勢是向平民社會發展。中唐以後的“文化轉向”正是和這種“社會變遷”相表裡。的確，禪宗、古文運動和新儒家所代表的宗教的改革、古文的復興、古典思想的重構，表示這確實是一個與新的時代相符合的文化運動，它在許多方面礎的近代化與西歐近代的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有類似的特點。它雖然不是以工業文明和近代科學為基礎的近代化體現，但可以認為是擺脫了類似西方中世紀精神的一個進步，我們可以把它稱為“近世化”。也有學者稱之為“亞近代”：“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後半葉北宋鼎盛時期是近代型高速經濟增長與合理精神充溢的東洋文藝復興， 甚至是超越它的‘亞近代‘。這些學者彆強調，以北宋為典型的政府組織、軍隊及新儒家的合理精神完全是一種近代式的。中唐開始而在北宋穩定確立的文化轉向正是這個“近世化”過程的一部分。這個近世化的文化形態可以認為是中世紀精神與近代工業文明的一箇中間形態，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對整個宋明理學的評價應當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來重新進行。在這個意義下面，理學不應被視為封建社會後期沒落的意識形態或封建社會走下坡路的觀念體現，而是擺脫了中世紀精神的亞近代的文化表現，它正是配合、適應了社會變遷的近世化而產生的整個文化轉向的一部分，並應在“近世化”範疇下得到積極的肯定與理解。有了這樣一個定位，我們對理學可能會有一種平實的同情解。當然，精神文化的發展有其內在的邏輯與課題，古典儒家的復興是適應於整個合理化的近世化程，而建立一種什麼形態和特質的新儒學則不能離開思想的內部淵源與外部挑戰。基本上，新儒家的努力一方面是強化社會所需要的價值系統，並將其抽象為“天理”，同時將其規定為人性的內涵，體現為強烈的價值理性的形態。另一方面，努力在排斥佛道二教出世主義的同時，充分吸收二教發展精神生活的豐富經驗，探求精神修養、發展、完善的多方面課題與境界，建立了基於人文主義的並具有宗教性的“精神性”。《宋明理學》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