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散文的特點是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帶鋒芒，富於鼓動性，有縱橫家、雄辯家氣概，充分反映戰國時代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例如“許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問明許行一切生活資料的來源，以見社會分工的必要；再進而論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列舉堯、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後斥責陳相背師說而學許行之道為用夷變夏，“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聲色俱厲，氣盛言宜。又如“好辯”一章(《滕文公》下)歷述唐虞三代以來一治一亂之故，而以闢楊、墨的邪說自比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又如“齊桓晉文”一間(《梁惠王》上)問齊宣王之所大欲，“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自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鋪張揚厲，幾乎和縱橫策士抵掌而談的風趣相彷彿。其次是善設機巧，引人入觳，先縱後擒，使人無法躲避。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齊王為何“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之後，即緊接“王請度之”。但不待齊王回答，即又進而詰問：“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逼使齊王不得不說出：“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他用這層層追問、步步逼緊的方法進行論戰，有時竟弄得齊王只好“顧左右而言他”。在和陳相辯論時，也用同樣的方法逼使陳相不得不承認：“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這樣辯才無礙的學者，是頗有戰國策士之風的。其次是常用譬喻來陳說事理，辯論是非，既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又加強了說服力。例如對梁惠王“民不加多”之問，以戰為喻；對梁襄王“孰能一之”之問，以苗為喻；對齊宣王“不為”與“不能”之問，以“挾太山以超北海”及“為長者折枝”為喻等。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簡單的、一般的，而是複雜的、多樣的。舉其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如“牛山之木”一章(《告子》上)；有全章用比的，如“晉人有馮婦者”章(《盡心》下)；有正意喻意並列的，如“魚，我所欲也”章(《告子》上)；有喻言正言疊互的，如“禮與食孰重”章(《告子》下)。而全段全章之比往往近乎寓言故事，如宋人揠苗助長(《公孫丑》上)、齊人乞墦(《離婁》下)。現舉後者為例：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口間)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食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這是個寓言式的故事，也是一幕辛辣的諷刺劇。全部內容包括五段情節：一、齊人對妻子的誇口；二、妻子的懷疑和妻妾的商議；三、妻子的追蹤和真相的發露；四、妻妾的羞愧和哭罵；五、“良人”無恥的得意的醜相。故事的每一情節，特別是後三段，描繪得異常生動。當然這是作者有意編造的，用來諷刺那些無恥的鑽營富貴利達的人們，那個齊人的形象就是一般官僚的形象；乞墦的行徑也就是一幕官場的現形。尖銳幽默，可謂已達極點。明人所撰的《東郭記》傳奇和清蒲松齡的《東郭簫鼓兒詞》就是以此為主要題材寫出的封建時代官場的現形記。所以趙岐說：“孟子長於譬喻。”此外，《孟子》的文章語氣極為逼真，如答公孫丑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公孫丑》上)敘校人欺子產說：“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萬章》上)如此之類很多，大都接近口語，十分生動而有風趣。總之，《孟子》的散文雖然基本上還沒有脫離語錄體，比之《論語》卻有了很大的發展。《孟子二章》（《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都體現出孟子雄辯地散文風格，因為他十分重視養“氣”，文章縱橫捭闔中體現浩然正氣，多用排比、對偶等修辭和生動的例子印證自己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