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而言之，並不公正，因為主觀性太強。

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政府的官員選拔制度，用於代替始於漢武帝時期的察舉制。東漢延康元年（220年）曹魏建立前夕，由吏部尚書陳群提出。該制度在隋文帝時期由科舉制度取代。《三國志·魏志·陳群傳》：“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最早漢代推行察舉制，再由中央加以一番考試。其先是對策，只是徵詢意見。直到東漢後期，始正式有考試，其時只為考試製度之一部分。

漢末天下大亂，察舉制無從推行。朝廷用人缺乏客觀標準，武人在行伍濫用人員，不依制度，長久以來為門閥把持，乃至賄選之風極盛。曹魏時，以陳群之議，始創設九品中正制以選拔人才。此制大體，在中央任職，“賢有識見”者，由各州郡分別公推大“中正”，中正必須是二品現任中央官。由中正以簿世（譜牒家世）、行狀（才幹、道德）、鄉品（中正鑑定）為標準查訪評定州郡人士，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到西晉中期，實際上官員都從世家大族中選定，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八王之亂後，這種不公平現象曾經受到遏止，但到東晉後期又再度浮現。

中正制多重家世，少看賢愚，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都以此制選官，遇到戰亂還能選出優秀人才；和平過久則造成社會風氣浮靡，世族弟子終日清談，不問國事。世族為維持門第血統，婚姻必擇門當戶對。

九品中正制又稱之為九品官人法，是由魏文帝曹丕根據尚書陳群的建議制定的。

這是曹丕為了篡位稱帝對士大夫階層妥協的產物，是一種開歷史倒車的行為。

歷史上曹操並沒有篡位，可是被民間說了白臉奸臣，曹丕篡了位，可是他的名聲比曹操要好的多，正是因為這個九品中正制。

曹操在與群雄的爭霸中，採取唯才是舉的政策，這樣就大大的傷害了士大夫階層的權利。

士大夫階層的權力是什麼呢？他們手裡掌握著大量的財富，並且掌控著輿論的導向，而這都不是他們最大的權利，最大的權利是朝廷的官員都由他們來舉薦，這幾天等於他們掌控了上升的通道。

而曹操的唯才是舉就是在和他們爭奪上升通道。

這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

官渡之戰表面上看是曹操和袁紹兩個軍閥之間的戰爭，其本質是寒門和士大夫階層的決戰。

曹操代表寒門，袁紹代表士大夫。

結果是寒門勝利，士大夫失敗。

九品中正制規定，在各州郡設立一名舉薦人才的官職，叫中正，這一官職由擅長人物賞鑑的人擔任，它以鄉品為基礎將人才劃分為九品。人才被歸入某一品級不僅將決定這他初次任官的職位，而且也預定了他以後的晉升範圍。換句話說，由中正評定的最初鄉品將決定某個人一生的發展。因此，各州郡希望得到任用的人就挖空心思來對付九品官人之法。最有效的策略首先是收買各州郡唯一被任命的中正之官。這樣，該制度自然為擁有權勢，財力雄厚的朝廷官員或地方豪強的子弟進入仕途大開方便之門，造成了下品無庶族，上品無寒門的現象。這是漢代孝廉薦舉制度的一種繼承，並且為少數豪強士族所操縱，其危害一直延續到六朝結束。

東晉為什麼門閥眾多？為什麼常常有門閥舉兵叛亂？他們為什麼會有能力叛亂？這都是九品官人法導致的，說白了，九品官人法就是少數人為了掌控朝政而施行的制度，最後被隋文帝的科舉取代。

歷史在這裡有個詭異的地方，秦朝因為實行郡縣制，傷害了六國遺老遺少的權利，兩代而亡，隋朝因為實行科舉制，傷害了士大夫的權利，也兩代而亡，但是他們的後繼者都堅定不移的施行前朝的制度，並且大興大旺。

真正利國利民的變革都會遭到當權階層的抵制，主持改革的個體很難得到善終，無論這個個體是個人還是王朝，商鞅吳起是這樣，秦隋也是這樣。

東晉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溫率軍北伐，船隊來到泗水。大概是大軍進軍順利，得意洋洋的桓溫與一眾僚屬登樓船北望，編排了一頓西晉名臣王衍，指責這位三公之臣只會清談，而全不通世務，以至中原陸沉。

在當時崇尚門第的大環境下，桓溫這話刺痛了很多人。一位叫袁宏的記室參軍站出來，坦言：“運自有廢興，豈諸人之過？”國運自有興廢之時，不能把鍋甩給王衍啊。

桓溫一看原來是袁宏，微微一笑道：“你們想必都聽說過漢末劉表吧，他家裡有一隻巨牛，重達千斤，飯量十倍於尋常的牛。可是這頭巨牛拉東西，還不如瘦弱的母牛。後來曹公破荊州，殺了分給士兵們吃肉，大家無不拍手稱快。”

王衍是頂級名士，袁宏也是頂級名士，他們都是段子中的所謂“巨牛”。桓溫赤裸裸地罵他大而無用，袁宏臉上白一陣紅一陣，不敢再接話。

桓溫是有名的段子大王，無論誰都敢罵，只是有時罵得深，有時罵得淺。這兩個段子，其實不在罵人，而在於吐槽東晉士族只會空談、全無用處。再往深處講，算得上是對三國以來九品中正制的不滿。

九品中正制發端於曹魏，正式光大於兩晉，按說桓溫也是受益者，連他都吐槽，說明這個制度本身剛一出現就有問題。

那麼問題又來了，既然與生俱來就有毛病，三國時為何還要發明這種先天不足的制度呢？

1病入膏肓的察舉制

一物之生，必有其理。推源溯始，九品中正制之所以誕生，是因為它的前任不行了。

就選官制度的本質而言，中國古代其實只有三種制度——察舉、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九品中正制之所以在漢末三國出現，並沒有什麼特殊原因，而是漢朝察舉制的灰犀牛現象，終於爆發了。

察舉制，簡言之，由各級官員考察、推舉優秀人才，作為國家官員的儲備人才。察舉的專案包括孝廉、賢良、秀才（東漢避光武帝諱改為茂才）、異科。設計初衷是好的，選拔各地德行、才能較好的人才，用作國家官員。

但是這個制度關鍵在於，誰來察舉？怎麼察舉？標準是什麼？

制度執行之初，由於西漢社會風氣比較清明，還算正常，選取了不少有真才實學的人。但到了東漢中後期，貪腐之風盛行、利益膠結固化，察舉制也隨之被投機分子琢磨出了漏洞加以利用。

一方面是負責察舉的官員搞權力尋租。應劭《風俗演義》裡記載過一個叫五世公的人，此人擔任廣漢太守期間，連幹過兩樁骯髒事。一件是薦舉同歲（就是同一年被察舉為孝廉，類似於後來明清時所謂同年）段遼叔的長子為孝廉，段家這個兒子不論德行還是操守都很一般，社會上聞之譁然。另一件就更令人不齒，他又薦舉另一個同歲蔡伯起的弟弟琰、兒子蔡瓚為孝廉，蔡瓚年方十四，連最低年齡都沒到。事情弄到這個份上，不光因為社會風氣壞，也因為察舉制本身漏洞太大，缺乏制約，各級官員隨便出賣國家名器換錢花。

另一方面，待察舉的人也玩起了花招，用虛假的德行與名聲，糊弄察舉官員。東漢強調以孝行，青州樂安郡有個叫趙宣的人，為父母守孝，在墓道里住了二十年。這位老兄後來一炮走紅，當仁不讓地被薦舉為孝廉。時任太守陳蕃很佩服這位老兄，叫來看看是何情況，一問之下，發現趙宣居然在二十年中生了五個孩子。真是一邊樹牌坊一邊及時行樂，兩不耽誤。陳蕃大怒，當即廢掉了他的孝廉資格。

回過頭來反思，趙宣憑什麼能騙過察舉官員呢？不外乎察舉缺乏一定的程式和標準，官員有時只是根據鄉間名聲，就大差不差地確定孝廉。趙宣鑽的就是這個空子。陳蕃之所以能戳穿趙宣，靠的是自己認真的作風。制度好壞，在制度本身，而非執行者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講，察舉制度是不可靠、不客觀的。

這種灰犀牛現象，有智者大多能發現，但如何去解決？對漢朝人來說是個超越時代的難題，只能眼睜睜看著這頭灰犀牛衝過來，而無力糾正。

種種弊端積累發展，到東漢中後期，地方選舉權被公卿大臣、名門望族所控制，選士任官的範圍極度壓縮，只在大家族的子弟中打轉轉，而不管其學問品質如何。我們固然不能否認，由於漢朝時造紙術尚未流行，讀書、拜師成本極高，貴族子弟確實比平民百姓整體文化水平更高一些，但無論如何，縮小選拔圈子不僅使國家喪失了更廣闊的人才基礎，也使貴族群體因為缺乏競爭而日益庸劣化。“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成為察舉制的真實寫照。

袁紹動輒號稱“四世五公”，但這看似牛氣沖天的稱譽，在袁氏集團被曹操擊敗後，反過來成了對漢朝察舉制最現實、最直接的否認：流行了近四百年的察舉制，爛到根子上了！

2九品中正制橫空出世

曹操既是察舉制下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他自負才能獨步於當世，不需要虛頭巴腦的名聲，卻還要仰仗名士的推薦才能入仕。年少時不得不卑詞厚禮，求許劭給他一個評價，許劭不得已評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

這個夾槍帶棒的評語自然上不了檯面，如果真傳到漢帝的耳朵裡，怕不馬上拉出去斬了。但能上得了許劭月旦評的“排行榜”，本身就是一種人脈加持。或許後來橋玄推薦他，與許劭的評價就有很大關聯。

曹操二十歲能夠以孝廉入仕，代價卻是被許劭損一頓，成了一個久久難以消化的心結。這個心結，曹操即使後來統一北方、功成名就之時，仍然沒有放下。他在56歲時釋出《讓縣自明本志令》，還不忘把袁紹、袁術、劉表這三個名氣最大的察舉制受益者掛出來，結結實實編排了一頓。而真正令曹操吃夠苦頭的孫權、劉備，卻不置一詞，讀來令人忍俊不禁。

在曹操看來，傳統察舉並不能真正選賢任能，選拔出來的多是有德無才、甚至連德行也不夠的水貨。

因此曹操在糾正選官制度時，非常注重糾正德行標準過高的衡量意義，將才識納入人才評選優先順序，在創業階段反覆提出了“唯才是舉”的主張，反對虛偽道德和名實不符。同時，他還極力壓制私人操縱選舉，力圖將選舉之權控制在政府手中，九品中正制的雛形初現端倪。

寒門出身的郭嘉，就是唯才是舉原則的受益者，舉止輕浮、不拘小節的郭嘉並不符合當時儒家的道德行為規範，如果按照察舉制的標準執行，郭嘉有生之年可能和官場無緣，但在曹操這裡卻頗受賞識、身居高位，最終留下了主臣互相欣賞和遺計定遼東的佳話。

公元220年，曹丕稱帝之初，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安撫前朝既得利益集團的情緒，同時又能發展一批忠於自己的官員群體。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援，保證改朝換代陣痛期的平穩過渡，經過一番權衡，曹丕採納了潁川望族代表陳群提出的九品官人法，作為新的官僚選舉制度，作為妥協，盛行於兩漢時期的察舉制沒有全部廢除，留下來作為輔助。

相比盛行於兩漢時期的察舉制，飽受詬病的九品中正制有著它獨到的先進性。

先進性之一，是擴大了選士範圍。

每一個制度設立之初都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甚至可以說是符合當時行情的最優解，九品中正制也不例外。制度創立之初，先前的名士大咖私家點評定榜體系不再納入職場任職資格參考，一掃漢末以來“出風頭”的浮誇之風。

同時，因為各權力機構官員之間職能具有相互制約和監督的機制存在，大大提高了人才庫中的人才質量，這一制度在曹魏前期為中樞和地方行政單位輸送了很多優質人才，彼時雖倚重家世，但家世還沒有躍升為唯一標準。從此，知識分子群體被細緻分類，並根據綜合資料定為了九個品級。因為這些更注重細節的考察，每個層級的讀書人、士子，都有了入仕的機會。

曹魏名將鄧艾是當時寒門代表人物之一，年輕時的鄧艾只是一個普通的屯田民，憑藉才學在耕隴之間“脫穎而出”，成為一名典農都尉學士，但也只是一名看守稻草的小吏而已。機緣巧合之下，鄧艾的內秀被大人物察覺，從此迎來了破格提拔，縱橫沙場，邁向人生巔峰，最終成為三國後期最出彩的名將之一。

西晉官至司空的名將石苞，亦是底層出身，是一個縣城的小吏，很好色，如果在察舉制選官的時代，想要出人頭地無疑天方夜譚。但得益於九品中正制，石苞的經國才略得以施展，最終官至司徒，成為開國功臣，實現階層的晉級。

先進性之二，是確定了細緻的考察標準。

九品中正制更注重綜合素質，考察的也更加全面，察舉制下那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欺世盜名之徒難以渾水摸魚。

朝廷在州和郡兩級行政單位挑選有名望、有學識並且有識人慧眼的人，擔任為政府網羅人才的中正官，定期對所轄區內的文化人和有德行的人進行考察稽核評定，分成九等品級，作為政府為被考察者頒發“公務員委任狀”時的參考依據。

中正官主要負責察訪本州、郡、縣散處在各地計程車人，綜合道德、才能和門第定出“品”和“狀”，供吏部選官參考。

如曹魏時中正王嘉“狀”吉茂為“德優能少”；西晉時，中正王濟“狀”孫楚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據家世、才德的評論，對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稱為“品”。中正評議結果上交司徒府複核批准，鄉品高者做官的起點(又稱“起家官”)往往為“清官”，升遷也較快，受人尊重；鄉品卑者做官的起點往往為“濁官”，升遷也慢，受人輕視。

中正評議人物照例三年調整一次，由於中正品第皆用黃紙寫定並藏於司徒府，稱“黃籍”，故降品或復品都須去司徒府改正黃紙。

這種看起來繁瑣的環節，蘊藏著曹魏朝廷防範大而化之選官的深刻用心，是防範趙宣模式再現的制度基礎，就算中正官傻，分辨不清趙宣或者王宣、李宣是不是作假，但不可能所有中正官都傻，總會有一個人或者一個層級的人查知真相。

當然，肯定有人注意到，九品中正的選官範圍雖然擴大了，但仍然沒有延伸到整個社會，參與選拔計程車人，幾乎都是地主階層——筆者找不到更合適的概括詞，姑且以這個名詞概括當時具有一定經濟能力、能夠接受文化教育的群體。桓溫之所以吐槽九品中正制重名品、輕才能、固化階層，根源就在於此。

在紙張還是稀有之物，印刷術更不知為何物的時代裡，書籍這種珍稀教育資源只掌握在帝王家和少數大家族手中，普通老百姓甚至連溫飽都沒有穩定保障，即便有讀書上進的心思，又有幾個能僥倖窺見一文半字，甚至被名宿和地主之家破格“點化”呢。

知識被壟斷的同時，國家開設的官學也因為漢末戰亂而變得萎靡不振，這時只有大家族還在堅守文化傳承這一項重任，士族地主“多研討儒經，遵循禮法”，士族地主作為一個整體仍不失為一個相對優秀的群體，他們相對來說，擁有更成熟的文化基礎和政治歷練。

所以，九品中正制沒有從根子上掀翻察舉制，而是有限度地擴大選士範圍。要想絕對公平、絕對選優，中正官只有對近乎文盲的廣大民間少年群體，進行曠日持久地考察培養，發現誰有潛質了再送去學習。

在這種限制之下，將“門第”設為評判標準，是一個相對經濟、相對便捷、相對符合實際的最優解。

3九品中正制：統治者暗藏的機心

九品中正制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包括對豪強世家地位的進一步確認、固化，自曹魏發明制度時就大概能預見到。但是曹魏以後為什麼一直奉行呢？

任何制度的設立，都有其複雜性，包括目的。魏晉統治者之所以堅持九品中正制，除了更高效地選拔官員，其實還有別的心機。

比如強化中央集權。

在察舉制盛行的時代，孝廉的薦舉和鄉閭評議都掌控在當地的世家大族手中。漢帝國強盛時，中央對地方郡縣保持強有力的控制，官員察舉尚且不敢肆意妄為。但到後期喪失對地方控制力後，由於制度本身沒有約束力，官員們察舉無人限制、無人監督，可以隨意施為。不僅推薦阿貓阿狗當官沒人管，這些阿貓阿狗還會一輩子將察舉官視為恩主。

曹操在統一北方的戰爭中吃過實實在在的虧，許多袁氏門下的所謂門生故吏，都是透過這種紐帶聯結起來的。曹魏帝國推行九品中正，就對準了這個弊端，透過細化中正官的分級、增設吏部的最終選拔權等手段，把這方面的權力收歸中央。

又比如，對社會風氣進行糾偏。

漢末以來王綱失序，社會上各種秩序都亂了。想當官的人，基本上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只好求助於察舉。而察舉第一標準就是名聲，士人趨向浮華，刻意造人設，而忽略了實務能力，造成一大批只會空談、徒具空名，而一到實務就原形畢露的假名士、真廢物。

劉表交遊的名士，個個名動一時，都是察舉官員們爭相舉薦的高士。但後來的結果大家也看到了，天天名士堆裡打滾，有“江夏八俊”光環的劉表，一旦遇到真正的挑戰，迅速露出外強中乾的本相，先被孫堅暴捶，後被曹操吞併。

曹魏立國之初就進行了德才大辯論，提倡唯才是舉，甚至還一度走極端把德的標準一降再降。九品中正制剛出現時，整個社會一掃漢末以來那種道貌岸然的朋黨營私和務名背實的社會風氣，一時間政治圈和文化圈都呈現風清氣正的良好面貌，文化大咖對其讚不絕口。稱其為“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

我們承認九品中正制天生帶有不足，其自身的約束力不足以支援它健康執行足夠長的時間。由於它的選士物件侷限於地主階層，直接助力豪門大族得到更優勢的政治文化資源，透過家學培養源源不斷地製造人才，形成對平民越來越大的優勢；又由於中正一職常為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中正制的純正性並沒有延續多久，到了曹芳執政時期，品第偏重門第已成事實。

但不得不承認，九品中正制又具有不可或缺的歷史作用。

作為察舉制的一種變相延續，九品中正制透過三百多年的實踐，把考察選舉這種選官辦法的各種可能性都試遍了，終於得出一個結論：此路不通。

正是基於這種試錯，南北朝後期選官制度才走向另一條道路，就是把察舉中對於經義的文化考試發揚光大，透過直接考核士子本人的文化水平，來確定其人才優劣。之後才有了隋朝的科舉。

科舉之興，又是一篇好大的文章，這裡就不多說了。從宏遠的歷史維度回看九品中正，很難一言概之它到底是好是壞。或許，混沌、複雜、牽纏，原是歷史的本來面目。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