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建文、永樂年間，明廷在長城一線相繼設定了甘肅、寧夏、宣府、大同、遼東五鎮，用以防範蒙古騎兵的入侵，北京靠近長城，明成祖遷都北京，是為“天子守國門”。崇禎年間，明朝內憂外患，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沒有遷都，而選擇了自殺殉國，是為“君王死社稷”。那麼如何看待明朝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呢？
（明成祖畫像）
明成祖“天子守國門”實屬無奈之舉，把都城放在邊防重地，從軍事角度來考慮是不安全的，所以明廷在北京周圍修築了內外兩道長城，來拱衛京師。清朝在今天的北京西北部一帶，修建了大型的皇家園林，如暢春園、圓明園、頤和園等等，而明朝皇帝卻不敢在這裡大興土木，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明朝的時候，這裡屬於京師的郊區，很容易受到小股蒙古騎兵的騷擾。
明朝前期，國力強盛，“天子守國門”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到了國力衰微的時候，越顯示出不利的一面，正因為如此，才有後來“君王死社稷”的歷史事件出現。
（1907年的長城）
從整體上來看，明朝之所以會出現“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情況，與中國曆代都城位置的變遷史有關。
對於明朝來講，定都南京、北京都不是最好的選擇，南京位於經濟中心，無漕運之憂，但由於把重兵設定在了北方長城一線，遠離軍事中心，不利於管控全國，北京位於軍事中心，但不在經濟中心，需要大運河來維繫漕運。因為軍事中心與經濟中心的分離，使得明廷在都城的選擇上一度出現了猶豫。
中國古代到了宋朝以後，為什麼沒有朝代再定都西安和洛陽了呢？這與中國經濟中心向東向南遷移的大趨勢有關，明太祖也曾一度想定都西安，西安位於關中平原，有眾多的關隘拱衛，易守難攻，且遠離北方遊牧民族的騷擾，但是到了唐代的時候，就出現了天子就食東都洛陽的情況，因為關中平原的經濟衰退了，所生產的糧食無法供應長安這座城市的需要，把東南地區的糧食運輸到關中平原是非常困難的，宋朝定都汴河沿岸的開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裡漕運比較方便，而開封卻沒有山勢可依，易於被攻破，宋朝定都開封也不是最優的選擇。
正因為漕運艱難，所以明太祖才放棄了定都西安的打算。
明朝實行的其實是兩京制，一個是南京，一個北京，在明英宗正式定都北京以後，南京依然是留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機構，南京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軍都督府等衙門。
在明英宗正式定都北京以前，明仁宗和明宣宗甚至還想把都城遷回南京，明廷在南京與北京的選擇上猶豫不定，為什麼會猶豫不定呢？就是因為軍事中心與經濟中心的分離。
（明英宗畫像）
英宗於正統五年（1440年）正式定都北京，到了正統十四年（1449年）就發生了土木之變，英宗被俘，幸好此時明朝的國力還比較強盛，在北京城周圍成功阻擋住了瓦剌騎兵，要不然，英宗能不能回來，還是一個問號。
到了崇禎年間，在內憂外患的局面下，崇禎皇帝其實很想遷都南京，南京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機構，而且是留都，但是在中國古代，遷都就意味著拋棄宗廟、陵寢，拋棄宗廟、陵寢是大罪過，要被大家唾罵的，明朝內閣沒有哪個大臣願意出來承擔這個責任，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崇禎皇帝想當宋高宗，卻沒有人敢出來當秦檜，實際上，從現實政治的角度考慮，崇禎皇帝如果遷都南京了，也許明朝還會延續下去。因為沒有人敢承擔遷都的責任，所以崇禎皇帝非常的鬱悶，曾經指責光時亨道：“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
綜上所述，明朝前期，國力強盛之時，“天子守國門”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到了國力衰微之時，越來越顯示出不利的一面，“君王死社稷”則是無奈之舉，然而，“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卻給後世之人留下了值得稱頌的悲壯畫面。
洪武、建文、永樂年間，明廷在長城一線相繼設定了甘肅、寧夏、宣府、大同、遼東五鎮，用以防範蒙古騎兵的入侵，北京靠近長城，明成祖遷都北京，是為“天子守國門”。崇禎年間，明朝內憂外患，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沒有遷都，而選擇了自殺殉國，是為“君王死社稷”。那麼如何看待明朝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呢？
（明成祖畫像）
明成祖“天子守國門”實屬無奈之舉，把都城放在邊防重地，從軍事角度來考慮是不安全的，所以明廷在北京周圍修築了內外兩道長城，來拱衛京師。清朝在今天的北京西北部一帶，修建了大型的皇家園林，如暢春園、圓明園、頤和園等等，而明朝皇帝卻不敢在這裡大興土木，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明朝的時候，這裡屬於京師的郊區，很容易受到小股蒙古騎兵的騷擾。
明朝前期，國力強盛，“天子守國門”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到了國力衰微的時候，越顯示出不利的一面，正因為如此，才有後來“君王死社稷”的歷史事件出現。
（1907年的長城）
從整體上來看，明朝之所以會出現“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情況，與中國曆代都城位置的變遷史有關。
對於明朝來講，定都南京、北京都不是最好的選擇，南京位於經濟中心，無漕運之憂，但由於把重兵設定在了北方長城一線，遠離軍事中心，不利於管控全國，北京位於軍事中心，但不在經濟中心，需要大運河來維繫漕運。因為軍事中心與經濟中心的分離，使得明廷在都城的選擇上一度出現了猶豫。
中國古代到了宋朝以後，為什麼沒有朝代再定都西安和洛陽了呢？這與中國經濟中心向東向南遷移的大趨勢有關，明太祖也曾一度想定都西安，西安位於關中平原，有眾多的關隘拱衛，易守難攻，且遠離北方遊牧民族的騷擾，但是到了唐代的時候，就出現了天子就食東都洛陽的情況，因為關中平原的經濟衰退了，所生產的糧食無法供應長安這座城市的需要，把東南地區的糧食運輸到關中平原是非常困難的，宋朝定都汴河沿岸的開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裡漕運比較方便，而開封卻沒有山勢可依，易於被攻破，宋朝定都開封也不是最優的選擇。
正因為漕運艱難，所以明太祖才放棄了定都西安的打算。
明朝實行的其實是兩京制，一個是南京，一個北京，在明英宗正式定都北京以後，南京依然是留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機構，南京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軍都督府等衙門。
在明英宗正式定都北京以前，明仁宗和明宣宗甚至還想把都城遷回南京，明廷在南京與北京的選擇上猶豫不定，為什麼會猶豫不定呢？就是因為軍事中心與經濟中心的分離。
（明英宗畫像）
英宗於正統五年（1440年）正式定都北京，到了正統十四年（1449年）就發生了土木之變，英宗被俘，幸好此時明朝的國力還比較強盛，在北京城周圍成功阻擋住了瓦剌騎兵，要不然，英宗能不能回來，還是一個問號。
到了崇禎年間，在內憂外患的局面下，崇禎皇帝其實很想遷都南京，南京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機構，而且是留都，但是在中國古代，遷都就意味著拋棄宗廟、陵寢，拋棄宗廟、陵寢是大罪過，要被大家唾罵的，明朝內閣沒有哪個大臣願意出來承擔這個責任，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崇禎皇帝想當宋高宗，卻沒有人敢出來當秦檜，實際上，從現實政治的角度考慮，崇禎皇帝如果遷都南京了，也許明朝還會延續下去。因為沒有人敢承擔遷都的責任，所以崇禎皇帝非常的鬱悶，曾經指責光時亨道：“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
綜上所述，明朝前期，國力強盛之時，“天子守國門”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到了國力衰微之時，越來越顯示出不利的一面，“君王死社稷”則是無奈之舉，然而，“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卻給後世之人留下了值得稱頌的悲壯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