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上班的，打工的，賣貨的，做生意的人，沒有一個會說，哎呦，我這個月工資給的太多了，領導大人啊，求求你們，以後千萬千萬要少給我開工資啊！否則，我要上法院控告你們去，為什麼要給我這麼多的工資？太多啦，太多啦。而賣貨的，做生意的也是放著錢不掙，天天倒貼著往外賣貨，十元錢的貨，還要倒貼一百元給購物者。你說有這樣的行為人，是有病啊，還是有病呢？人不為己，真的要天誅地滅啊！社會的秩序，社會的經濟，社會與人的性質，都有一個基本共性，就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愚蠢的人會打壓，而有智慧的人卻會利用人的逐利心態，進行繁榮發展！一碗米吃肚子裡，當時飽了，過後沒東西吃了。如果當做種子種到大地裡去呢？那秋天會收穫許多的資產啊！

逐利無可厚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逐利絕對是人的本能，正常人誰不想過上好日子？誰不想自己的日子比別人的日子強？但造物弄人，同樣的一件事，兩個人做起來，結果卻是各不相同的。家庭出身，成長環境，都可能影響人的時氣。

商道其實就是人道，就是為人處事之道。

逐利也要講究道，在現代人際交往中，始終保持一種積極的心態，也是非常重要的。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追求富貴是人的本性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孔子云，君子重義，小人重利。孔子的弟子記載，孔子平日較少提及的便是利、命與仁。

孔子認為追求富貴是人的本性，“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認為君主在主持國政時應把解決人民的物質生活放在首位，他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子貢問政時，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見孔子比較看重人民的物質生活，不過他存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思想，並對義給予了更多的關注，而對利則持謹慎保守的態度，所以在《論語》中很少找到孔子談論利的內容。

儒家主張將利與義結合起來的義利觀。所以他在《論語·里仁》又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又說：“放於利而行，多怨。”

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情，不會堅持一定要怎麼做，也不會堅持一定不怎麼做；只看怎麼合理，便怎麼做。適莫，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如果事事以利作為行為準則，那麼定會招致怨憤。

在儒家看來，義與利是密切統一的，義中含利，而利中顯義，如果簡單地將義與利作為君子與小人的劃分標準，實際上是把義與利二者分割開來，對立起來，慫恿人們去追求一種虛幻的道德滿足感。

古人有“務義”之說，何謂義？何謂利？義者，“事之所宜也”，是某種特定的倫理規範和道德原則，是儒者們心中至高無上的道義。

“立人之道曰義，生人之用曰利。出義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利義之際，其為別也大；利害之際，其相因也微。夫孰知義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智莫有大焉’也，務義以遠？害而已矣。”義與利是對立的統一，有一定的界限。

利與害也是對立的統一，經常相互轉化。專意求利，卻常常得害；唯有專意遵義而行，才能免除禍害。“出利入害，人用不生。”儒家還認為人離開物質利益就要陷入危險境地，不能充分發揮人的作用，因此，君子也不可不食人間煙火，有時也要“喻於利”。在這點上，義烏商人的精神就很值得我們學習。

義烏古稱烏傷，此名的由來緣於一個美麗動人的故事。相傳，有一個叫顏烏的孝子，雖然出身貧寒，卻深知禮義，孝敬長輩。

有一年，與顏烏相依為命的父親病故了，他無錢辦喪事，只得獨自築墳安葬父親。他日裡負土堆壘，晚上通宵守墳，一群烏鴉看見這般情景，深為感動，紛紛銜土相助。

墳終於築好了，可是烏鴉的嘴巴也全都啄傷了。

從此，這個故事就四處傳揚開去，秦始皇時定名為烏傷縣，唐時改稱義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