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似道與王安石我認為不可相提並論。賈似道與王安石都是當時位高權重的人物，都排擠過政見不同人物。賈似道對政敵的手段是株滅九族，心狠手辣。曾經《趙氏弧兒》的古戲就是反映賈似道如何殘害的的故事！而王安石對待政敵則是貶官和流放而已。並不趕盡殺絕！可見其心之仁！為推行新政改革，不懼得罪皇族、元老權貴，可見其忠！王安石的文韜武略，熟知儒家的治國之道，加之才華橫溢。是一位難得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詩人！我尊敬王安石！大家怎麼看呢？

賈似道怎能與王荊公相比。賈是奸相，殘害忠良，手段惡劣、卑鄙無恥。在南宋末已是"臭名昭著"，老百姓十分痛恨，他如北宋蔡京、高俅之流。

而王荊公，是得到宋神宗重用的賢相，才能推行"新法"，力圖挽救宋的"統治危機"。為改變宋當時的官僚機構雍腫，人浮於事，官員懈怠，辦事效率低，財政危機也日趨於嚴重，同時也要改變軍隊的種種弊端，為提高戰鬥力著想。在沿用唐的賦稅制度方面，進行革新，注入"新鮮血液"。在稅收與兵役制度上，又新舉措，新方法。

王荊公的才學，是久負盛名的，他來自於江西的"才子之鄉"的臨川，是北宋的政治家與文學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性格有點是"大事不糊塗，小事糊塗"如此而已，而往往忽視了"小事"，與他性格"有關"，而我們現在通常熟悉地認為"細節決定成敗"，很重要。所以，"新法"在推行過程中難免，出現了"用人不當"，就像我們現在說的"重在落實"，不很好落實的話，效果就"大打折扣"。而地方官員的"不作為與亂作為"現象，已是官場的"惡習與怪癖"了。用人，沒選對選好，對新法的具體"操作"，就會"出問題"。這是一點。

再者，"新法"的條款與內容，觸犯了權貴的利益，"得瑟權貴們"。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抵制與破壞，肯定是存在的。就是其朋友、同朝為官的司馬光、蘇東坡等人，都反對。蘇東坡被一貶再貶地逐出朝廷，不在話下。只是"政見"，並沒有彼此傷害他們之間的"真正友誼"。新法觸犯了官僚與中央、地方集團的"核心利益"，反對聲浪"湧來"，後來，變法沒有成功，被迫"廢除"，只保留"青苗法"與"農田水利法"。

而作為政治家，宰相王安石，他為大宋江山社稷，已經是"盡力了"，雖然，後世有很多"非議與評價"，用歷史唯物主義與辨證法觀點，不管成功與否？是有歷史侷限性的，"阻力與風浪"是難免的。正如他的詩句，"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所以，賈與王，是不能對比的。"一忠一奸"，豈能混為一談。

忽必烈曾這樣評價賈似道，

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

賈似道跟王安石一樣，都是變法失敗的人。

中國歷史上，但凡變法的，沒有名聲好的人，而變法成功的，僅商鞅變法，再擴大點，就是申不害變法了。

為什麼變法很難成功？

很簡單，因為一個國家立國百年後，土地會集中到少數人手裡，這少數人就是既得利益集團，而變法，就是拿這些人開刀，

無論誰變法，離不開的就是土地改革、賦稅改革、經濟改革，這牽扯的利益就太大了，可以說，這是以一人之力，對抗天下。

賈似道40歲就做到了宰相，不出意外，宰相做到退休是沒問題的。

這樣的人生何其愜意，為什麼要去變法？要去改革？要去對抗天下？

他明知道自己會失敗，會身敗名裂，依然選擇變法，你說他是奸臣？

沒有變法的人是奸臣，是為了一己私利的，變法的失敗是必然的，也因為動了士大夫集團的蛋糕，士大夫在書寫歷史的時候，會怎麼寫他呢？

張居正名聲還行，那是因為變法失敗前，他就死了，但最後還是被抄家了。

想當年，朱相改革，那也是扛著棺材改革，當然，他的名聲也不太好，特別是當年下崗的人和官員心中的形象，那就更差了。

賈似道跟王安石沒什麼區別，都是變法失敗的人，非要說有什麼區別，也就是歷史記載的區別了，王安石蓋棺定論不算太差，而賈似道直接就是奸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