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法國作家斯丹達爾著的現實主義小說。故事圍繞木匠之子於連這個機會主義者的勃勃野心而展開，他為人虛偽、善用心計，把誘惑作為向上爬的手段。

紅與黑》是法國作家司湯達在19世紀創作的一部小說，20世紀八九十年代時，這部小說曾在中國讀者群中十分流行。但其實，《紅與黑》在法國出版之初反應平平，並不是這書不好，而是因為它太過現實鋒利的筆觸令大眾無所適從。《卡門》作者梅里美在給司湯達的信中寫道：“您的罪過是將人心的傷口大白於天下，令人不忍直視。”但這樣的鋒芒在半個世紀後收穫了一個大粉絲，他就是德國哲學大師尼采。尼采宣稱，司湯達是他“此生最美麗的邂逅之一”，還把司湯達說成“法國最後一位偉大的心理學家”。

直到20世紀，《紅與黑》的經典性才得以徹底確立。一部作品想要擔得起經典的名頭，它在寫作風格、小說主旨等方面就要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給人歷久彌新之感，《紅與黑》就是個好例子。比如，首先，小說揭示的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直到今天仍有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巨大空間；其次，司湯達拋棄了歐洲中世紀文學中扁平化的女性形象，賦予了女性智慧和主觀能動性，這點贏得了波伏娃的讚賞；此外，作者成功塑造了主人公於連這樣一個亦正亦邪的人物，幾乎成了“野心勃勃”和“不擇手段”的代名詞。

那麼，於連就是個純粹的野心家，徹頭徹尾的反派嗎？並非如此。於連是善與惡的交織體，而“心理描寫大師”司湯達將他曲折複雜的心路歷程寫得絲絲入扣，還原了一個鮮活真實的人。他還賦予了於連一種特質，這種特質或多或少擊中了每位讀者的內心——那就是“向上”的蓬勃生機。於連，一個社會底層青年，他不甘於重複父輩的生命輪迴，要憑藉自己的努力，打破法國社會的壁壘，為自己謀得上升通道。如果說於連是有罪的，那他揹負的原罪就是所謂的“非分之想”，他覬覦某些本不屬於他出身階層的權利。

於連的人物設定和司湯達的個人經歷自然有一定的聯絡。司湯達生於1783年，6年後法國大革命爆發，可以說，司湯達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盪滌著革命激情，依次經歷過攻佔巴士底獄、法蘭西共和國成立、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等重大歷史事件。就在霧月政變的第二天，司湯達來到巴黎，他原本是來投考巴黎理科綜合學院的。但身處革命浪潮中，司湯達果斷放棄了理科男的前途，經表親介紹，在戰爭部謀得了秘書職位。不要以為司湯達是個文弱書生，他跟隨拿破崙遠征過義大利，也親歷了莫斯科遠征軍的潰敗。司湯達雖然出生在保皇黨家庭，但他的個人情感偏向拿破崙，甚至想過刺殺路易十八。

在拿破崙帝國垮臺後，司湯達一度逃到米蘭，在那裡愛上了義大利女子瑪蒂爾德。但比起小情小愛，瑪蒂爾德顯然更願意為了家國大愛投身革命運動，所以最後兩人還是分道揚鑣。不過這段浪漫插曲倒是帶來一個副產品——司湯達鼓搗出了一部名為《論愛情》的專著，初步顯露文學才華。他的確不負“心理描寫大師”的頭銜，在書中將愛情彎彎繞繞的小心思分析得鞭辟入裡。

波旁王朝復辟後，司湯達每年能夠支取900法郎的軍餉和1000法郎的年金，這些錢能讓他混跡於上流社會。比起不是在破產就是在借錢的巴爾扎克，司湯達的小日子過得還挺滋潤。有評論家對比過兩人的小說，巴爾扎克的作品中有對物質的追求，有汲汲營營的陰謀，但司湯達沒有，他的小說主人公和他本人一樣是在追求“幸福”——好比於連，他努力躋身上流社會，但一路上沒用過什麼陰謀詭計。司湯達的小說裡時時閃現的浪漫主義和英雄情結，又讓人不禁猜想這位公務員在工作和私下是兩副完全不同的面目，具有怎樣有趣的雙重人格。

對於《紅與黑》的男一號於連，司湯達是寄予深切同情的。他說過：“於連就是我。”當然，福樓拜也說過，“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小說就是作者描述他本人的情感和生活。這句話更像是表達作者深深沉浸於人物心理的創作狀態。這裡說句題外話，小說這種文學體裁，早期套路通常是“那是一個遙遠的傳說”。發展到司湯達時代，作家們開始嘗試突破全能視角，用各種方式進入人物的內心深處，這也是小說發展史上比較明顯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