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窮究事物的原理法則而總結為理性知識。"格物致知"一詞出自《大學》。格，至也。物，猶事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哲學概念。北宋朱熹認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盡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這是朱子對"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確的表述。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對於朱熹的的解釋，我們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窮理，凡事都要弄個明白，探個究竟；致知，即做個真正的明白人，為人行事決不湖塗。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格物致知”出自於儒家的經典《大學》。大學被後世儒者認為是儒家的入門篇。但這個“入門”不是從初級到高階的過程，而是說《大學》是儒家學問的概括。而“格物致知”，就是儒家全部學問的基點。
因為“格物致知”有如此的地位，所以由古至今，對這個問題討論不己。因此，也就產生了多種解釋，有說“格物致知”就是“格心”，近代佛教有些大德也持此說；有說“格物致知”是客觀唯心主義，方法上是唯物，本體上是唯心；當然也有說，格物致知是唯物主義觀點。其實這些論辯，都涉及到一個根本的問題，“格物致知”的出發點是什麼？
要想知道“格物致知”的出發點，就得先了解《大學》的宗旨是什麼。縱觀《大學》，它是對儒家的概括，但是，這個概括也是某種角度的概括，《大學》強調的重點，是“仁”的推廣，“大學”就是太學，太學就是“極致”之學的意思，極致什麼呢，是“天道化度於天下”，這就是大學的極致。而推行天道（明明德於天下），關健要了解天道的體是明德，所以，講格物致知，它的體是明德，這是《大學》一篇重點。
也就是說，透過格物而致明德。格物致知是一個方法。
到了明儒王明陽那裡，格物致知就不是一個方法了，他經過“格竹子”，認為格外物根本不對，所以直究心源，提出“知行合一”的著名論斷。說，格物就是了達自心，性德本具。這是他的證悟。此說一出，立刻被主流儒士目為異端。
事實上，二者辯諍是沒有什麼必要的。就本體論而言，二者所說是一事。不過在邏輯上，二者是迥然的不同。首先王陽明對於“格物”的理解與前人不同。他認為格物是追究具體事物自身的道理，這個觀點就是一切物有自性，這是他思維的起點。按照這樣的理解，當然“格物”是不能格出心體來的。所以他最終得出的結論，雖然是以批評朱熹的觀點為依止，而事實上與程朱理學並沒有本質的不同。程朱理學的觀點是透過格物而顯映心體。
因此，王陽明講出的“知行合一”，由於不把“格物致知”作為方法，而作為事實上的本體了，那麼，目之為異端也不為過。因為按照王陽明的邏輯，要明明德於天下，則先要悟道，然後推仁於世。可是如果是這樣，那還格什麼物啊，這豈不是一悟即了嗎？根本不必有“格物致知”這種先後順序了。所以王陽明實際是推翻了《大學》的邏輯，也就是說，他的意思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他釋解經文是錯誤的。這實際也是他自相矛盾之處。後來講學，經常遇到這個問題，比如說講孝道，過去的儒士認為，要格孝道這法，然後明心，《論語》也說這是君子之本，就是說這裡面有因有果，孝是因，明德是果。可是按王陽明的說法，只要“明心見性”，自然懂得孝道之法，為解釋道理，他就說人性本善。這裡面的邏輯就不清楚了，有一點硬撐的感覺。同時，也有人問他，如果是這樣，那初學人怎麼辦呢？這時他又回到日常的具體修行上來了——所以最終他也不能離開日常的漸修，而這正是程朱釋“格物致知”的要點。
對於“格物致知”的解釋，還是以程朱為準比較妥當。當然朱熹有些解釋，也確實有一種心外求法的感覺，但問題還不是太大，因為他提倡理，這個“理”雖然本質上是神道理智化，但大體上仍屬心法的範疇。
格物致知"：《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窮究事物的原理法則而總結為理性知識。"格物致知"一詞出自《大學》。格，至也。物，猶事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哲學概念。北宋朱熹認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盡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這是朱子對"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確的表述。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對於朱熹的的解釋，我們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窮理，凡事都要弄個明白，探個究竟；致知，即做個真正的明白人，為人行事決不湖塗。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格物致知”出自於儒家的經典《大學》。大學被後世儒者認為是儒家的入門篇。但這個“入門”不是從初級到高階的過程，而是說《大學》是儒家學問的概括。而“格物致知”，就是儒家全部學問的基點。
因為“格物致知”有如此的地位，所以由古至今，對這個問題討論不己。因此，也就產生了多種解釋，有說“格物致知”就是“格心”，近代佛教有些大德也持此說；有說“格物致知”是客觀唯心主義，方法上是唯物，本體上是唯心；當然也有說，格物致知是唯物主義觀點。其實這些論辯，都涉及到一個根本的問題，“格物致知”的出發點是什麼？
要想知道“格物致知”的出發點，就得先了解《大學》的宗旨是什麼。縱觀《大學》，它是對儒家的概括，但是，這個概括也是某種角度的概括，《大學》強調的重點，是“仁”的推廣，“大學”就是太學，太學就是“極致”之學的意思，極致什麼呢，是“天道化度於天下”，這就是大學的極致。而推行天道（明明德於天下），關健要了解天道的體是明德，所以，講格物致知，它的體是明德，這是《大學》一篇重點。
也就是說，透過格物而致明德。格物致知是一個方法。
到了明儒王明陽那裡，格物致知就不是一個方法了，他經過“格竹子”，認為格外物根本不對，所以直究心源，提出“知行合一”的著名論斷。說，格物就是了達自心，性德本具。這是他的證悟。此說一出，立刻被主流儒士目為異端。
事實上，二者辯諍是沒有什麼必要的。就本體論而言，二者所說是一事。不過在邏輯上，二者是迥然的不同。首先王陽明對於“格物”的理解與前人不同。他認為格物是追究具體事物自身的道理，這個觀點就是一切物有自性，這是他思維的起點。按照這樣的理解，當然“格物”是不能格出心體來的。所以他最終得出的結論，雖然是以批評朱熹的觀點為依止，而事實上與程朱理學並沒有本質的不同。程朱理學的觀點是透過格物而顯映心體。
因此，王陽明講出的“知行合一”，由於不把“格物致知”作為方法，而作為事實上的本體了，那麼，目之為異端也不為過。因為按照王陽明的邏輯，要明明德於天下，則先要悟道，然後推仁於世。可是如果是這樣，那還格什麼物啊，這豈不是一悟即了嗎？根本不必有“格物致知”這種先後順序了。所以王陽明實際是推翻了《大學》的邏輯，也就是說，他的意思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他釋解經文是錯誤的。這實際也是他自相矛盾之處。後來講學，經常遇到這個問題，比如說講孝道，過去的儒士認為，要格孝道這法，然後明心，《論語》也說這是君子之本，就是說這裡面有因有果，孝是因，明德是果。可是按王陽明的說法，只要“明心見性”，自然懂得孝道之法，為解釋道理，他就說人性本善。這裡面的邏輯就不清楚了，有一點硬撐的感覺。同時，也有人問他，如果是這樣，那初學人怎麼辦呢？這時他又回到日常的具體修行上來了——所以最終他也不能離開日常的漸修，而這正是程朱釋“格物致知”的要點。
對於“格物致知”的解釋，還是以程朱為準比較妥當。當然朱熹有些解釋，也確實有一種心外求法的感覺，但問題還不是太大，因為他提倡理，這個“理”雖然本質上是神道理智化，但大體上仍屬心法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