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首次在參議院演說之前，就有參議員等著羞辱他。當林肯站上講臺的時候，有一個態度傲慢的參議員站起來說:“林肯先生，在你開始演講之前，我希望你記住，你是一個鞋匠的兒子。”所有的參議員都大笑起來，為雖然自己不能打敗林肯但能羞辱他而開懷不已。等大家的笑聲歇止，林肯說:“我非常感激你使我想起我的父親。

他已經過世了，我一定永遠記住你的忠告，我永遠是鞋匠的兒子。我知道我做總統永遠無法像我父親那樣做得那麼好。”參議院一片靜默。林肯對那個傲慢的參議員說:“就我所知，我父親以前也為你的家人做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不合腳，我可以幫你改正它。雖然我不是偉大的鞋匠，但我從小就跟父親學到了做鞋子的藝術。

”然後，他對所有的參議員說:“對參議院裡的任何人都一樣，如果你們穿的那雙鞋是我父親做的，而它們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儘可能幫忙。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我無法像他那樣偉大，他的手藝是無人能比的。”說到這裡，林肯流下了眼淚，所有的嘲笑聲全部化為讚歎的掌聲。

50年代，有一次，周恩來和一位美國記者談話時，記者看到總理辦公室裡有一支派克鋼筆，便帶著幾分諷刺，得意地發問：“總理閣下，也迷信中國的鋼筆嗎？”周恩來聽了風趣地說：“這是一位北韓朋友送給我的。這位朋友對我說：“這是美軍在板門店投降簽字儀式上用過的，你留下作個紀念吧！”我覺得這支鋼筆的來歷很有意義，就留下了貴國的這支鋼筆。”美國記者的臉一直紅到了耳根。一次，周恩來接見的美國記者不懷好意地問：“總理閣下，你們華人為什麼把人走的路叫做馬路？”他聽後沒有急於用刺人的話反駁，而是妙趣橫生地說：“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之路，簡稱馬路。”這個美國記者仍不死心，繼續出難題：“總理閣下，在我們美國，人們都是仰著頭走路而你們華人為什麼低頭走路，這又怎麼解釋呢?”周總理笑著說：“這不奇怪，問題很簡單嘛，你們美華人走的是下坡路，當然要仰著頭走路了，而我們華人走的是上坡路，當然是低著頭走了。”記者又問：“中國現在有四億人，需要修多少廁所？”這純屬無稽之談，可是，在這樣的外交場合，又不便回絕，周總理輕輕一笑回答到：“兩個！一個男廁所，一個女廁所。” 1973年8月28日，中共十大在京召開之時，出席會議的毛澤東已因患上腿疾而不能站。會議結束後，為了不讓與會代表看出破綻為自己的身體擔心，毛澤東就一直坐在座位上，想讓代表們先退場。 主席不退場，代表豈肯先退場。還是細心的周恩來總理看出了主席的心思，打破了僵局，他機智地說毛主席是要目送大家離開會場。毛澤東則故意執拗地說：“你們不走，我也不走。”就這樣，代表們一步一回頭，依依不捨地揮手與主席道別周總理在幾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風趣著稱，不管在何種場合，遇到什麼樣的對手，周總理都能唇槍舌箭，以超人的智慧，應酬自如，對手甭想佔到便宜。 有一次周總理應邀訪問蘇聯。在同赫魯曉夫會晤時，批評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義政策。狡猾的赫魯曉夫卻不正面回答，而是就當時敏感的階級出身問題對周總理進行刺激，他說：“你批評的很好，但是你應該同意，出身於工人階級的是我，而你卻是出身於資產階級。”言外之意是指總理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說話。周總理只是停了一會兒，然後平靜地回答：“是的，赫魯曉夫同志，但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出其不意地將赫魯曉夫射出的毒箭掉轉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據說，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產黨國家傳為美談。一次記者招待會，周恩來總理介紹中國建設成就。一個西方記者問：“華人民銀行有多少資金？”這涉及到國家機密，不可能直言相告。總理眉頭一皺，很快答道：“有18元8角8分。”在場的人全都愕然。總理解釋說：“華人民銀行的貨幣面額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種主輔人民幣，合計為18元8角8分。華人民銀行有全華人民作後盾，信用卓著，實力雄厚，人民幣是世界上最有信譽的一種貨幣。”話音剛落，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總理有意迴避問題的實質，以“總面額”替代“總金額”，於是堵了外國記者的口，又不損害招待會和諧的氣氛。運用曲解，使語言犀利而風趣，充分表現出他過人的應變能力和高超的語言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