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看看明代末年的那場鼠疫。這場鼠疫發生在崇禎帝朱由檢時期。
提到崇禎帝朱由檢，人們往往會評價他道：“有道無福”，他雖然繼位後勤勉圖治，但在位十八年，旱九年、澇九年，嚴重的天災使得朝廷束手無策。百姓忍無可忍，終於在李自成的帶領下起兵反明，崇禎帝落得個吊死煤山的結局。在各種各樣的天災中，崇禎帝繼位之初的鼠疫可謂駭人。那麼，明末大鼠疫的危害有多大，那場災難到底有多恐怖呢？
其實，從明朝中後期，大約是萬曆年間開始，華北地區的氣候就開始發生異變，出現了全國性的少雨現象，受此影響，旱災逐漸變得頻繁。光是萬曆年間就曾經三次爆發大型旱災，災難中死去的動物、百姓屍體導致了瘟疫和疾病的傳播。
其次，隨著明朝中後期，原有耕地已經滿足不了百姓們的需求，於是很多的人口北遷到原本屬於遊牧民族的草原上開墾土地，南北的頻繁交流也使得許多原本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老鼠作為外來物種入侵了南方的田地，這為日後的大鼠疫埋下了伏筆。
而鼠疫之所以爆發，則是因為隨著旱災的肆虐，老鼠為了找尋食物而四處流竄，其中一大部分都湧向了人類的聚集地。引發鼠疫的罪魁禍首，鼠疫桿菌透過老鼠身上的跳蚤轉移到了人類體內，而因旱災而被迫流亡的人們便攜帶著這一危險細菌四處奔波，將其擴散到更廣更遠的地方。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鼠疫桿菌。為什麼它能夠在明末肆無忌憚傳播呢？鼠疫桿菌能夠引發腺鼠疫、肺鼠疫和敗血型鼠疫等疫症，在明末的醫療條件下，基本是無法醫治的，根據現代科研結果，感染腺鼠疫者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而肺鼠疫的感染者死亡率更是達到驚人的接近百分之百。
再加上人類對於鼠疫桿菌沒有天然的免疫力，所以鼠疫一旦出現，就很容易感染，可以說，在鼠疫面前，人類極少能有抵抗能力。明末的旱災使得老鼠們缺少食物，身體自然個個虛弱，鼠疫桿菌趁虛而入，很快數量龐大的老鼠種群都攜帶了細菌，透過和人類的接觸，甚至飢不擇食的人類將感染後的老鼠吃下去等等行為，都使得鼠疫的傳播速度大增。
鼠疫最早爆發于山西，萬曆八年（1580），先是在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而後在距離不遠的潞安府，其治所是今天的山西省長治市，也“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除了這兩地，鼠疫還在山西的太原、忻州等多地大肆傳播，並且逐漸向其他地區傳播，受災面積越來越大。崇禎七年（1634）至八年（1635），今天山西呂梁的興縣，當地百姓為了躲避鼠疫而盡數逃散，使得興縣幾乎成為一座空城，而逃走的百姓其實許多都已經感染，於是鼠疫桿菌又藉此渡過黃河，來到陝西。
崇禎九年（1636），陝西榆林府爆發鼠疫，隨後是延安府，隨著崇禎十三年（1640）的鼠疫東擴，位於今邢臺市的順德府、位於今河間市的河間府、今大名縣的大名府三府也都出現大疫。
一年後，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被譽為“明末文天祥”的名臣左懋第在其上疏中寫道：“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
這一年，鼠疫正式“進京”，關於京城的資料記載稱：“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此時患者大多有淋巴結腫大的症狀，所以可以推測這時流行的是死亡率四分之三的腺鼠疫。
崇禎十六年（1643），腺鼠疫變異為死亡率接近百分百的肺鼠疫，明末史學家夏燮在其《明通鑑》中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據稱這時京師的死亡人數日以萬計，慘象至於“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等李自成進京時，北京已然“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
根據不完全統計，死於明末鼠疫者多達千萬，首都北京幾乎死去四分之一人口。現在許多學者認為，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包括鼠疫在內的天災、饑荒等等非戰爭因素。明末的大鼠疫危害之大、影響之深，實在是抹不去的記憶。
今天，我們來看看明代末年的那場鼠疫。這場鼠疫發生在崇禎帝朱由檢時期。
提到崇禎帝朱由檢，人們往往會評價他道：“有道無福”，他雖然繼位後勤勉圖治，但在位十八年，旱九年、澇九年，嚴重的天災使得朝廷束手無策。百姓忍無可忍，終於在李自成的帶領下起兵反明，崇禎帝落得個吊死煤山的結局。在各種各樣的天災中，崇禎帝繼位之初的鼠疫可謂駭人。那麼，明末大鼠疫的危害有多大，那場災難到底有多恐怖呢？
其實，從明朝中後期，大約是萬曆年間開始，華北地區的氣候就開始發生異變，出現了全國性的少雨現象，受此影響，旱災逐漸變得頻繁。光是萬曆年間就曾經三次爆發大型旱災，災難中死去的動物、百姓屍體導致了瘟疫和疾病的傳播。
其次，隨著明朝中後期，原有耕地已經滿足不了百姓們的需求，於是很多的人口北遷到原本屬於遊牧民族的草原上開墾土地，南北的頻繁交流也使得許多原本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老鼠作為外來物種入侵了南方的田地，這為日後的大鼠疫埋下了伏筆。
而鼠疫之所以爆發，則是因為隨著旱災的肆虐，老鼠為了找尋食物而四處流竄，其中一大部分都湧向了人類的聚集地。引發鼠疫的罪魁禍首，鼠疫桿菌透過老鼠身上的跳蚤轉移到了人類體內，而因旱災而被迫流亡的人們便攜帶著這一危險細菌四處奔波，將其擴散到更廣更遠的地方。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鼠疫桿菌。為什麼它能夠在明末肆無忌憚傳播呢？鼠疫桿菌能夠引發腺鼠疫、肺鼠疫和敗血型鼠疫等疫症，在明末的醫療條件下，基本是無法醫治的，根據現代科研結果，感染腺鼠疫者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而肺鼠疫的感染者死亡率更是達到驚人的接近百分之百。
再加上人類對於鼠疫桿菌沒有天然的免疫力，所以鼠疫一旦出現，就很容易感染，可以說，在鼠疫面前，人類極少能有抵抗能力。明末的旱災使得老鼠們缺少食物，身體自然個個虛弱，鼠疫桿菌趁虛而入，很快數量龐大的老鼠種群都攜帶了細菌，透過和人類的接觸，甚至飢不擇食的人類將感染後的老鼠吃下去等等行為，都使得鼠疫的傳播速度大增。
鼠疫最早爆發于山西，萬曆八年（1580），先是在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而後在距離不遠的潞安府，其治所是今天的山西省長治市，也“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除了這兩地，鼠疫還在山西的太原、忻州等多地大肆傳播，並且逐漸向其他地區傳播，受災面積越來越大。崇禎七年（1634）至八年（1635），今天山西呂梁的興縣，當地百姓為了躲避鼠疫而盡數逃散，使得興縣幾乎成為一座空城，而逃走的百姓其實許多都已經感染，於是鼠疫桿菌又藉此渡過黃河，來到陝西。
崇禎九年（1636），陝西榆林府爆發鼠疫，隨後是延安府，隨著崇禎十三年（1640）的鼠疫東擴，位於今邢臺市的順德府、位於今河間市的河間府、今大名縣的大名府三府也都出現大疫。
一年後，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被譽為“明末文天祥”的名臣左懋第在其上疏中寫道：“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
這一年，鼠疫正式“進京”，關於京城的資料記載稱：“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此時患者大多有淋巴結腫大的症狀，所以可以推測這時流行的是死亡率四分之三的腺鼠疫。
崇禎十六年（1643），腺鼠疫變異為死亡率接近百分百的肺鼠疫，明末史學家夏燮在其《明通鑑》中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據稱這時京師的死亡人數日以萬計，慘象至於“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等李自成進京時，北京已然“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
根據不完全統計，死於明末鼠疫者多達千萬，首都北京幾乎死去四分之一人口。現在許多學者認為，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包括鼠疫在內的天災、饑荒等等非戰爭因素。明末的大鼠疫危害之大、影響之深，實在是抹不去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