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因為陳橋兵變，從柴榮的兒子，一個6歲的幼主手中奪取了皇位，這本來就在道義上顯得理虧。一是趙匡胤是柴榮一手提拔培養的殿前都指揮使，總領國家軍務；二是當時朝廷仍有前朝大量文、武官員，所以，趙匡胤善待柴榮後人並題寫鐵眷掛於柴家，一是堵眾臣之嘴，二是自己感到虧心以求心理平衡。

趙匡胤於公元960年發動了著名的"陳橋兵變"後黃袍加身，建立了宋王朝成為宋太祖。因為皇位是從後周柴氏篡奪，按照傳統為了斬草除根、以絕後患會對後周柴氏和前朝官員等大開殺戒，但是趙匡胤一反常態，對待前朝柴氏家眷不僅禮遇有加，而且還在臨終時候以“政治遺囑”的方式（史稱“誓碑”）告誡後世君王要善待柴氏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不加農田之賦”。以天警戒：“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誓碑》“高約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平心而論，與歷代血腥暴戾、橫徵暴斂之君相比，趙匡胤此舉，應屬寬厚仁慈之行。其《誓碑》所示內容，多少有些人道的價值意蘊，相對而言，文明一些。畢竟，前朝子嗣也屬於人，應該給予基本的人道待遇。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千百年來，更為知識者所稱道。同樣，“不加農田之賦”也有進步意義。因為在傳統社會，“農田之賦”是加在老百姓身上的最重包袱。

問題在於，一些對傳統文化特別眷戀和偏愛的文化人，以此為據，發微求索，甚至不惜牽強附會式的過度詮釋，以為《誓碑》具有憲法政治的精神指向，認為趙匡胤的“祖宗家法”，“實際上就是中國古代的憲法政治，那是在皇帝制度條件下治理國家的最高原則，其價值和意義，與當今的憲法概念沒有區別。”筆者以為，此論實在值得商榷。

眾所周知，憲法政治，限權也，限制國家最高權力也。在此意義上豈不意味著，即就是皇帝自律性的限權，比如《誓碑》也應屬於憲法政治範疇。然而，憲法政治，其本質內涵在於“他律”，在於庶民對國家最高權力的制度性制衡，法治性的制衡。具體說，一方面在於，每個國民擁有的權力對國家最高權力的制度性、法治性的制衡；另一方面在於，每個國民擁有的權利對國家最高權力的制度性、法治性的制衡，任何人，即就是皇帝，也不能任意剝奪每個國民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起碼的基本的權利。因此，以為《誓碑》具有憲法政治精神指向的觀點，顯然誇大了《誓碑》的意義。且不說，《誓碑》體現的是趙匡胤一家一姓的意志，即就是結果能有助於緩解老百姓的生存壓力，也應該審慎發微，千萬不可過度闡釋其微言大義。

趙匡胤杯酒釋兵權

當然，更不要說趙匡胤建立起來的專制皇權國家體制了。因為，凡是專制體制，一定是國家最高權力屬於皇帝一人獨掌的體制，是理論上皇帝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體制。因此，即就是理性的皇權執行過程中所自設的各種內部監督制衡機制，都不過是皇權專制體制的利己計較而已，並不會因此而改變這種專制體制本身的非人道無人權、無法治盡人治、不公正無平等的本性，都是與文明背道而馳的。其價值僅在於，與過度殘暴的專制體制相比較，相對溫情一些而已。

誠然，有仁厚的君王比暴虐的要好的多，可是畢竟都屬於“把人不當人看”的體制之君主。差別僅在於，一個理性些客氣些，還能講一點點道理，另一個則極端自私，蠻橫不講理而已。質言之，一切企圖從《誓碑》等傳統文字出發，企圖為中華未來文明轉型提供精神營養的知識人，其心或許仁慈真誠，其動機也許善良純潔，但其效果實在不敢期許太多，而且，必須時時提防其說被誤讀和利用。中國社會的文明轉型，亟待超越狹隘地域分型別研究慣性的桎梏，皈依人道自由平等的大道精神。

這個問題。。

說幾句。

第一，趙匡胤確實是古代帝王中少有的厚道了。

第二，老趙確實立了碑，規定要善待柴氏子孫。

第三，但是！！！柴宗訓，就是柴榮的兒子，原本繼位卻被老趙奪了位的那孩子，後來死得很快並且不清不楚。

帝王無情，對他們來說，權力永遠重於一切，老趙雖然厚道，但終究是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