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材的廣闊和狹窄是豪放派與婉約派最顯著的區別。
縱觀從婉約派的開山鼻祖溫庭筠到後來的吳文英、王沂孫這三百餘年間所謂“以婉約清麗為宗”的詞人作品，數量浩繁而題材狹窄，絕大部分是寫傷離送別、男女戀情、酣飲醉歌、惜春賞花之類。雖其間柳永、李清照等有所開拓，但畢竟難脫桎梏。
而豪放派則完全突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藩籬。蘇軾以一個革新者的勇氣，把詞從“娛賓遣興”的工具改造發展為獨立的抒情藝術；把詞從“樽前”“花間”推向較為廣闊的社會人生。“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載熙《藝概》），山川景物、記遊詠物、農舍風光以及弔古感舊、說理抒懷等都大量寫入詞中。如《念奴嬌》（“大江東去”）和《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就是最能體現這一特色的不朽名作。到南宋辛棄疾，又有了新的發展。在此不贅言。
婉約派那麼多詞人，那麼多詞集，詞作總數達數千首之巨，但即使是統統加起來，就其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面以及題材範圍而言，恐怕還遠不及蘇軾一個人的三百多首詞之廣闊！
在詞的形式上，婉約派與豪放派也走著兩條不同的路子。
婉約派詞人一般都更注重詞的形式。視音律上的規則（如“五音”、“六律”）為法度，視語言上的清規戒律（如“珠圓玉潤”、“無一字無來處”等）為法寶。如前所述，本來他們的作品內容就陳舊貧乏，題材狹窄單調，便更是醉心於諧音合律，刻意於雕章鑿句，以華麗的形式掩蓋其空虛的內容。甚至寧願削足適履，也不肯越雷池一步。就拿婉約派中成就最著的李清照來說吧，明明面對著國破家亡、窮愁潦倒的嚴酷現實，卻抱定“詞別是一家”的藝術偏見，生怕在詞作中流露出一絲半點。盡是“悽悽慘慘慼戚”，雖催人淚下，但缺乏一種激人奮起的力量。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而她同期的詩作（如“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等）卻由於豪放雄健而為人所稱道。
就是這樣，內容限定了形式，形式又反過來框住了內容，婉約派詞人們牢牢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在這一點上，以周邦彥、賀鑄為代表的“格律詞派”更是登峰造極。
而豪放派則不是為形式所羈，而是充分調動形式為表現內容服務。最突出的是蘇軾。為了反映廣闊的生活面，蘇軾打破了“詞必協律”的陳套，使詞從音樂的奴隸的地位解放出來。但蘇軾並不是完全不顧或不懂音律，而是由於他“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見《復齋漫錄》引晁補之語），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見《歷代詩餘》引陸游語）。蘇軾充分發揮詞這種獨特語言文學樣式的長處，利用長短句的錯落形式，造成節奏的舒捲變化，用詞造句也力求鏗鏘響亮；從而達到了形式與內容與情感和諧統一的藝術境界。陸游是南宋傑出的詩人，精通音律，詩詞俱佳，他曾“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見《歷代詩餘》引），足以證明蘇軾的成功。
語言上，蘇東坡也打破了婉約派的清規戒律，多方面吸收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等人的詩句入詞，偶爾也運用口語，只要是能恰當的表達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詞語他都敢用，從而形成了一種體現東坡個性的清新樸素、明快暢達的語言風格。如“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水調歌頭》）“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蝶戀花》）等等，都明白如話，自然清新，生動準確。
可以說，正是因了蘇軾的大膽革新，才使詞脫離了音樂的羽翼而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
婉約派寫景則鋪敘細膩，曲盡其形，且辭藻華美，抒情則委婉含蓄；而豪放派寫景則大筆勾勒，樸實明快，不用辭藻，抒情則直寫胸臆。此可比較李清照《聲聲慢》與蘇軾《念奴嬌》便知。
如果說在詞的題材內容的廣闊上豪放派大大超出了婉約派，那麼在藝術上，應該說兩派各有長短。具體說來，婉約派在形象的描繪刻畫方面確有獨到之處，尤其是白描手法的運用，能夠達到“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六十一家詞選例言》），這在豐富詞的藝術表現方法上，不能不說是一大貢獻。在抒情的委婉含蓄上亦有成功之處，能造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顯得典雅工麗，然失之纏綿悱惻，無昂揚之氣。
而豪放派熔寫景、抒情、議論於一爐，結構上跳躍動盪，縱橫瀟灑，造成一種開闊、健朗的藝術境界，格調顯得清超豪邁，固然為婉約派所不及，但在具體形象以及人物心理狀態的細緻描寫和刻畫上似稍遜於婉約派。
題材的廣闊和狹窄是豪放派與婉約派最顯著的區別。
縱觀從婉約派的開山鼻祖溫庭筠到後來的吳文英、王沂孫這三百餘年間所謂“以婉約清麗為宗”的詞人作品，數量浩繁而題材狹窄，絕大部分是寫傷離送別、男女戀情、酣飲醉歌、惜春賞花之類。雖其間柳永、李清照等有所開拓，但畢竟難脫桎梏。
而豪放派則完全突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藩籬。蘇軾以一個革新者的勇氣，把詞從“娛賓遣興”的工具改造發展為獨立的抒情藝術；把詞從“樽前”“花間”推向較為廣闊的社會人生。“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載熙《藝概》），山川景物、記遊詠物、農舍風光以及弔古感舊、說理抒懷等都大量寫入詞中。如《念奴嬌》（“大江東去”）和《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就是最能體現這一特色的不朽名作。到南宋辛棄疾，又有了新的發展。在此不贅言。
婉約派那麼多詞人，那麼多詞集，詞作總數達數千首之巨，但即使是統統加起來，就其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面以及題材範圍而言，恐怕還遠不及蘇軾一個人的三百多首詞之廣闊！
在詞的形式上，婉約派與豪放派也走著兩條不同的路子。
婉約派詞人一般都更注重詞的形式。視音律上的規則（如“五音”、“六律”）為法度，視語言上的清規戒律（如“珠圓玉潤”、“無一字無來處”等）為法寶。如前所述，本來他們的作品內容就陳舊貧乏，題材狹窄單調，便更是醉心於諧音合律，刻意於雕章鑿句，以華麗的形式掩蓋其空虛的內容。甚至寧願削足適履，也不肯越雷池一步。就拿婉約派中成就最著的李清照來說吧，明明面對著國破家亡、窮愁潦倒的嚴酷現實，卻抱定“詞別是一家”的藝術偏見，生怕在詞作中流露出一絲半點。盡是“悽悽慘慘慼戚”，雖催人淚下，但缺乏一種激人奮起的力量。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而她同期的詩作（如“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等）卻由於豪放雄健而為人所稱道。
就是這樣，內容限定了形式，形式又反過來框住了內容，婉約派詞人們牢牢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在這一點上，以周邦彥、賀鑄為代表的“格律詞派”更是登峰造極。
而豪放派則不是為形式所羈，而是充分調動形式為表現內容服務。最突出的是蘇軾。為了反映廣闊的生活面，蘇軾打破了“詞必協律”的陳套，使詞從音樂的奴隸的地位解放出來。但蘇軾並不是完全不顧或不懂音律，而是由於他“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見《復齋漫錄》引晁補之語），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見《歷代詩餘》引陸游語）。蘇軾充分發揮詞這種獨特語言文學樣式的長處，利用長短句的錯落形式，造成節奏的舒捲變化，用詞造句也力求鏗鏘響亮；從而達到了形式與內容與情感和諧統一的藝術境界。陸游是南宋傑出的詩人，精通音律，詩詞俱佳，他曾“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見《歷代詩餘》引），足以證明蘇軾的成功。
語言上，蘇東坡也打破了婉約派的清規戒律，多方面吸收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等人的詩句入詞，偶爾也運用口語，只要是能恰當的表達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詞語他都敢用，從而形成了一種體現東坡個性的清新樸素、明快暢達的語言風格。如“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水調歌頭》）“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蝶戀花》）等等，都明白如話，自然清新，生動準確。
可以說，正是因了蘇軾的大膽革新，才使詞脫離了音樂的羽翼而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
婉約派寫景則鋪敘細膩，曲盡其形，且辭藻華美，抒情則委婉含蓄；而豪放派寫景則大筆勾勒，樸實明快，不用辭藻，抒情則直寫胸臆。此可比較李清照《聲聲慢》與蘇軾《念奴嬌》便知。
如果說在詞的題材內容的廣闊上豪放派大大超出了婉約派，那麼在藝術上，應該說兩派各有長短。具體說來，婉約派在形象的描繪刻畫方面確有獨到之處，尤其是白描手法的運用，能夠達到“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六十一家詞選例言》），這在豐富詞的藝術表現方法上，不能不說是一大貢獻。在抒情的委婉含蓄上亦有成功之處，能造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顯得典雅工麗，然失之纏綿悱惻，無昂揚之氣。
而豪放派熔寫景、抒情、議論於一爐，結構上跳躍動盪，縱橫瀟灑，造成一種開闊、健朗的藝術境界，格調顯得清超豪邁，固然為婉約派所不及，但在具體形象以及人物心理狀態的細緻描寫和刻畫上似稍遜於婉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