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詩人李白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就樹立了“願為輔弼”的遠大志向，決心要為濟蒼生、安社稷而克盡厥職，大半生都在摩頂放踵、孜孜不倦地勞碌奔波。曾三次投奔長安，以便登朝入仕，大展鴻圖。然而，即使在他生活的所謂盛世時期，他也美夢難圓，只能落得個“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悲涼結局。
開元十八年（730年），李白第一次入長安。他從安陸來到長安後，透過光祿卿許輔乾的介紹去拜訪一向愛推賢進士的右丞相張說。不巧的是張說正在病中，便囑託他的二兒子張某接待了李白。沒有想到這個愛士之家的二公子卻是一個嫉賢妒能之輩。
他想方設法疏遠李白。李白從初夏等到深秋，一直再沒有見到張某。這次遭遇使李白弄清了世道：即使在聖主治下的盛明時期，也是“行路難”啊。於是寫下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詩句，只好慨嘆“行路難，歸去來”了。
天寶元年（742年）八月，因為玄宗詔令天下道門龍鳳來集京師，已經42歲的李白在朋友元丹丘的推薦下接到朝廷召他入京的詔書。
李白以為這下終於時機來了，他又驚又喜，額手相慶，不僅“呼童烹雞酌白酒”般地狂飲自慰，而且高歌“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這次李白只用了十天，就跨越兩千餘里趕到了長安。李白這次到長安，倒是得到了玄宗的接見，也被擢為翰林大學士，讓他“隨時待詔”，以便為皇上“佐佑王化，潤色鴻業”。
然而，李白沒有想到玄宗所謂的“佐佑”和“潤色”的並不是他所理解的“王化“與“鴻業“，而是侍候皇帝洗澡、侍候娘娘賞花、給梨園配詞之類為帝妃們吃喝玩樂效勞的無聊瑣事。這就讓李白陷入莫可名狀的苦惱之中。一個“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的大詩人，卻乾的是太監、宮女們的事情，他能不感到憋屈、窩囊？當然，李白在長安也有玄宗賜袍、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醉寫嚇蠻書等蔑視帝王權貴的傳說，確實也能聊博一哂，頗為解頤。
但畢竟有眾人的加工、潤色乃至臆造。這些傳說中，“賜袍”確有其事，那是因為寫了“日出瞻佳氣，蔥蔥繞聖君”的讚詞，玄宗一時高興，便賜給李白一件宮中錦袍。而多數傳說都是“醉寫嚇蠻書”時人們的臆想和編造。所謂“醉寫嚇蠻書”，那是天寶二年（743年）冬天發生的故事。
那天，李白正在和賀知章、張旭等一幫文人在酒樓喝酒時，突然接到玄宗的詔書，讓他為朝廷起草出師詔。李白欣然應詔，並在不到一個時辰的時間裡，筆走龍蛇，洋洋灑灑，寫下千餘言，得到玄宗的稱讚，玄宗甚至放言要授他中書舍人的實職。沒想到是第二天朔方節度使、左武衛大將軍王忠嗣的一番奏諫，卻讓李白十分得意的“嚇蠻書”成了一疊廢紙。
不過，“醉寫嚇蠻書”這件事也確實讓李白施展了才華，加上多次為宮廷填詞賦詩的表現和玄宗的獎掖，於是，“恃才傲物”、“交通外官，圖謀不軌”等讒謗接踵而來，甚至連他《清平調》詞中“借問漢官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也被指斥為影射貴妃。寵臣的讒謗，奸佞的排擠，使玄宗也漸漸疏遠了李白。
李白只能“徘徊庭闕下，嘆息光陰逝”，過著放蕩醉酒的生活。他在寫下“群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古來共嘆息，流淚空沾裳“的詩句之後，終於上書請求”還山”，玄宗自然“恩准”。天寶三年（744年）暮春，李白寫了最後一首古風《秦水別隴首》：“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就是在這樣的心緒下，李白離開了長安。
十年之後的天寶十二年（754年），李白第三次來到長安。這次是為了向朝廷告發安祿山造反之事，同時進獻濟時之策，以便消除這場大亂，實現他濟蒼生、安社稷的夙願。雖然這次他和老朋友杜甫經過許多努力，卻沒有見上一位有權勢的朝廷官員，反而碰上朝廷正在處置“誣告”安王爺謀反的罪犯。
這讓李白大驚失色，遂打消了揭發安祿山、進獻濟時之策的念頭。此年秋天，李白告別了杜甫，應從弟李昭之邀，南下宣城去了。
李白三入長安，終於看透了封建社會的腐朽本質。這個時期的朝廷已是一片昏暗，唐玄宗也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大亂即將起來，亡國之禍就在不遠。
李白雖然心願化作泡影，但嚴酷的現實使他後期的詩歌具有了更深刻的思想內容。《戰城南》《關山月》《將進酒》《夢遊天姥吟留別》《丁都護歌》等不朽作品就是他最大的收穫。
大詩人李白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就樹立了“願為輔弼”的遠大志向，決心要為濟蒼生、安社稷而克盡厥職，大半生都在摩頂放踵、孜孜不倦地勞碌奔波。曾三次投奔長安，以便登朝入仕，大展鴻圖。然而，即使在他生活的所謂盛世時期，他也美夢難圓，只能落得個“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悲涼結局。
開元十八年（730年），李白第一次入長安。他從安陸來到長安後，透過光祿卿許輔乾的介紹去拜訪一向愛推賢進士的右丞相張說。不巧的是張說正在病中，便囑託他的二兒子張某接待了李白。沒有想到這個愛士之家的二公子卻是一個嫉賢妒能之輩。
他想方設法疏遠李白。李白從初夏等到深秋，一直再沒有見到張某。這次遭遇使李白弄清了世道：即使在聖主治下的盛明時期，也是“行路難”啊。於是寫下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詩句，只好慨嘆“行路難，歸去來”了。
天寶元年（742年）八月，因為玄宗詔令天下道門龍鳳來集京師，已經42歲的李白在朋友元丹丘的推薦下接到朝廷召他入京的詔書。
李白以為這下終於時機來了，他又驚又喜，額手相慶，不僅“呼童烹雞酌白酒”般地狂飲自慰，而且高歌“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這次李白只用了十天，就跨越兩千餘里趕到了長安。李白這次到長安，倒是得到了玄宗的接見，也被擢為翰林大學士，讓他“隨時待詔”，以便為皇上“佐佑王化，潤色鴻業”。
然而，李白沒有想到玄宗所謂的“佐佑”和“潤色”的並不是他所理解的“王化“與“鴻業“，而是侍候皇帝洗澡、侍候娘娘賞花、給梨園配詞之類為帝妃們吃喝玩樂效勞的無聊瑣事。這就讓李白陷入莫可名狀的苦惱之中。一個“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的大詩人，卻乾的是太監、宮女們的事情，他能不感到憋屈、窩囊？當然，李白在長安也有玄宗賜袍、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醉寫嚇蠻書等蔑視帝王權貴的傳說，確實也能聊博一哂，頗為解頤。
但畢竟有眾人的加工、潤色乃至臆造。這些傳說中，“賜袍”確有其事，那是因為寫了“日出瞻佳氣，蔥蔥繞聖君”的讚詞，玄宗一時高興，便賜給李白一件宮中錦袍。而多數傳說都是“醉寫嚇蠻書”時人們的臆想和編造。所謂“醉寫嚇蠻書”，那是天寶二年（743年）冬天發生的故事。
那天，李白正在和賀知章、張旭等一幫文人在酒樓喝酒時，突然接到玄宗的詔書，讓他為朝廷起草出師詔。李白欣然應詔，並在不到一個時辰的時間裡，筆走龍蛇，洋洋灑灑，寫下千餘言，得到玄宗的稱讚，玄宗甚至放言要授他中書舍人的實職。沒想到是第二天朔方節度使、左武衛大將軍王忠嗣的一番奏諫，卻讓李白十分得意的“嚇蠻書”成了一疊廢紙。
不過，“醉寫嚇蠻書”這件事也確實讓李白施展了才華，加上多次為宮廷填詞賦詩的表現和玄宗的獎掖，於是，“恃才傲物”、“交通外官，圖謀不軌”等讒謗接踵而來，甚至連他《清平調》詞中“借問漢官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也被指斥為影射貴妃。寵臣的讒謗，奸佞的排擠，使玄宗也漸漸疏遠了李白。
李白只能“徘徊庭闕下，嘆息光陰逝”，過著放蕩醉酒的生活。他在寫下“群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古來共嘆息，流淚空沾裳“的詩句之後，終於上書請求”還山”，玄宗自然“恩准”。天寶三年（744年）暮春，李白寫了最後一首古風《秦水別隴首》：“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就是在這樣的心緒下，李白離開了長安。
十年之後的天寶十二年（754年），李白第三次來到長安。這次是為了向朝廷告發安祿山造反之事，同時進獻濟時之策，以便消除這場大亂，實現他濟蒼生、安社稷的夙願。雖然這次他和老朋友杜甫經過許多努力，卻沒有見上一位有權勢的朝廷官員，反而碰上朝廷正在處置“誣告”安王爺謀反的罪犯。
這讓李白大驚失色，遂打消了揭發安祿山、進獻濟時之策的念頭。此年秋天，李白告別了杜甫，應從弟李昭之邀，南下宣城去了。
李白三入長安，終於看透了封建社會的腐朽本質。這個時期的朝廷已是一片昏暗，唐玄宗也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大亂即將起來，亡國之禍就在不遠。
李白雖然心願化作泡影，但嚴酷的現實使他後期的詩歌具有了更深刻的思想內容。《戰城南》《關山月》《將進酒》《夢遊天姥吟留別》《丁都護歌》等不朽作品就是他最大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