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周作人說過：“文學方面的興衰，總和政治情形的好壞相反揹著的”。國家不統一，沒有強力政府，綱常絮亂，文壇上人各“言志”，有思考和說話的自由，文學就有繁榮的春天。相反地，在太平盛世，統治者有精力來管文化，思想定於一軌，文學進入“載道”的路子，便進入了蕭條的秋天。"

看看民國就明白了，天下那麼亂，文化界卻出現了那麼多的大師級的人物，為何？因為當政權面臨存亡挑戰的時候是沒有心思來干預文化領域的，沒有了天花板的限制，文人的創作思路就可以天馬行空，無拘無束，自然更容易創作出精品，佳品！

相反在大一統的太平盛世，政權出於掌控輿論的立場會過多的干預文化領域，提出各種“主旋律”，“正能量”等條條框框，無形中限制了文人的創作思路，畢竟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話不能亂說，文章更不能亂寫，否則秦始皇也不用焚書坑儒了！

我覺得是屬於那個時候的社會特性決定的，從我們平時知道的唐朝女子的情況就可以看出來，唐朝是一個很開放的朝代，也是一個追求浪漫的朝代。李白要高力士給他脫靴，玄宗也允許了，這說明玄宗本身是一個惜才的人，從玄宗身上就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風氣，對文人總是多一分容忍，唐朝的皇帝多半都大氣，那政策民風自然也就大氣，在這樣開放大氣，浪漫的朝代裡，詩歌能鼎盛是可想而知的。

唐朝又極重詩才

嚴羽的《滄浪詩話》曰：“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雖不全面, 但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 高祖武德四年開科取士, 第一場既考詩賦,考五言排律,每詩要求 12 句, 太宗開[文學館]「弘文館」以徵文人.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 唐代的統治者之好詩詞歌賦, 猶甚往朝. 康熙年間編定的《全唐詩》, 錄入四萬八千九百餘首, 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並序》列位卷首.而後的高宗,則天,中宗,睿宗,至此道高手玄宗李隆基, 都對此十分重視. 不僅如此,王室成員中的後宮佳麗,公主王孫,能言詩的也不在少數, 他們所起的引領推動作用也不可忽視。

第四、寬鬆的政治政策

唐代實行的寬鬆政治政策, 也對唐代古詩的繁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統治者所實行的儒釋道並存、廣開言路、經詩賦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唐詩繁榮的又一社會原因.。

第五、唐皇帝重視詩,更重視詩人

很少廣興文字獄而聳人聽聞. 太宗有《望送魏徵葬》,玄宗有《送賀知章歸四明》, 宣宗有《吊白居易》. 甚至連犯了死罪的詩人照樣為他們編集出版,以示不泯.如此的寬容,歷代少有. 唐代詠史詩、諷喻詩,直露且鋒利非常, 比起前代被貶的蘇東坡或是清代常有的誅族慘案, 唐代的詩人是很幸運的. 他們的君王既不特別神經過敏, 也不過於疑神疑鬼, 否則以當時的文風, 十有八九是要殺頭的。

綜上所述或許詩詞盛行是唐朝經濟文化政治發展良好的大勢所趨，唐詩是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動中國古典文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所以就算唐朝沒落，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所以詩詞得意繼續發展。

詩人風範勢恢宏，

才子揮豪訴情衷。

秉筆直書當日事，

皇家大氣可相容。

杜少陵有詩云：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還有，詞帝李煜的詞堪稱一流，無一闋不工，然而他亡國後的詞比做皇帝時寫的風流豔詞不知要高多少，不僅僅在思想認識高度上，在藝術表現力上也是如此-----直透人心憾動神經。

社會總是向前發展的，歷史的車輪 ，不會被螳臂擋住，詩人寫的是社會的真實，任何時候，任何處境都能抒發自己的感懷，如：“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表達了李煜對故國的懷戀。“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反應在戰爭年月悲涼氣氛。“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從襄陽向洛陽“，反映詩人杜甫在收復薊北後的喜悅心情。因此文化是反映社會現實的，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南唐衰亡了，總有另一個社會更替，文化將有新的起點，詩人則有新詩可寫，以此類推，層出不窮發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