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我來試試。

先說一下“桐城派”吧，桐城派，亦謂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興於康、雍，盛於乾、嘉，衰於民國初期，綿延200餘年，集作家1200多人，留下傳世之作2000餘種，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歷時最長、參加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文派。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派"四祖"

桐城派的文章，內容多是宣傳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語言則力求簡明達意，條理清晰，"清真雅正"。他們的許多散文都體現了這一特點。論點鮮明，邏輯性強，辭句精練;寫景傳神，抓住特徵刻畫生動辭,平易清新，是整體流派特點。

清朝推尊儒學，對程朱理學推尊備至，視程朱“道統”為維護“治統”的有力武器，故程朱理學在有清一代一直處於官方主流學術的地位，程朱義理也是維護清代社會的道德規範與社會秩序的重要理論基礎,“桐城派”可謂是如日中天。

但是到了近代,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產生、發展、興盛和衰落。從古典向近現代的轉型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段關鍵時期，這時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白話文的推行，致使桐城派古文化運動的壽終正寢。

因為桐城派堅持“道統”，被歷史拋棄。桐城派是清朝文壇最大的散文流派，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稱“桐城派四祖”，清朝桐城被稱作“文都”，而桐城派的影響力也是相當巨大。然而最終，桐城派在近代洪流衝擊下不可避免的衰亡了。

桐城派誕生以後，從清朝乾隆年間到鴉片戰爭的道光年間，一直都非常興盛。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風氣遍及全國，號稱“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當時清朝南北各省，都有大量桐城派傳人。

然而鴉片戰爭以後，桐城派傳人曾國藩，以及門下弟子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與吳汝綸等，世稱“湘鄉派”，乃是桐城派的變體。然而這個時候的清朝，已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矛盾、社會矛盾等非常尖銳，堅持“程朱理學”道統的桐城派，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與滅亡，這也是歷史的必然。

然而桐城派傳人的愛國主義與其他進步思想也是不可否定的，薛福成、張蹇等主張興辦工商、吳汝綸提倡新學、嚴復等翻譯西方名著等都是如此。

“桐城派”初創於康熙至乾隆時期，此一時期，“桐城派”的“前三祖”方苞、戴名世、劉大櫆活躍於文壇，他們前既宋明理學之餘勢，是明季方以智等桐城古文家的進一步發展，倡導“言有物”、“修辭立其誠”。

方苞

逮至乾隆時期，劉大櫆的弟子姚鼐繼續發展了桐城派文化。在他四十餘年的學術活躍時期，曾在很多書院講學，並編纂了《古文辭類纂》等諸多著作。這一時期的桐城派更加鮮明的提倡“考據、義理、辭章”的兼備，並且由一個南方流派發展狀態。當時南北文學無人不言桐城，無人不言“方（苞）、姚（鼐）”。

姚鼐

鴉片之後以致五四運動時期，是桐城派最後一個重要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桐城派因分為兩流，一支以曾國藩為代表，包括曾氏門下的黎昌庶、吳汝綸等人。一支稍晚，以嚴復、林紓等人為代表，一直活躍到五四前期。而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桐城派文化走向了沒落。

關於桐城派文化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桐城派”一詞並非早期桐城古文家之自稱，最早提出“桐城派”的應當是曾國藩，算是對自己這派學者的一個總結了。不過桐城派諸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傳承並不是曾國藩隨意建構的，姚鼐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就闡述了從方苞到劉大櫆再到他自己的學術繼承。

嚴復

其二，並不能簡單的將桐城派的興衰理解成清代一種文學流派的發展和消亡，而應當將其至於理學發展的大背景下去討論。桐城派文化的興衰反映了清人學術取向的重要變化。明季理學由尊德性向道問學的發展是桐城派文學得以發端的重要內因，而乾嘉時期，浙東、浙西戴（震）、章（學誠）對於義理和考據的重視，使得道問學的傳統進一步加深，這是桐城派得以興盛的重要原因。同時，不應該忽略的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以國士自居”的價值取向，在清末變局下，桐城派對於時局的建議、舉措的成敗也折射出桐城派末流發展、沒落和最終失語的原因。

以上是我的回答，請老師及朋友們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蕭一山：《清代通史》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

錢穆：《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

我是“紅雨說歷史”，桐城派徹底衰落是在近代白話文運動興起，被罵“桐城妖孽”。為什麼會如此呢，我們今天就來聊聊“桐城派”。桐城派，肯定和桐城關係匪淺，主要是桐城派三大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有這個名聲也因為姚鼐一句“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桐城派在清朝家大業大，群體龐大。方苞注重文章“義法”就是結構佈局。劉大櫆注重結構同是注重“神氣”，要聲調鏗鏘有力。姚鼐在兩人基礎上加入了清朝時期考據理念。這樣我們不難看出桐城派文章結構，文辭，考據要求較多，形式的規則限制了作者的思想縱橫，就像現在高考的議論文。桐城派姚鼐為四庫全書編修官，再加上開書院講授，使得桐城派影響越來越大，並且出現了很多分支比如張惠言代表的“陽湖派” ，曾國藩代表的“桐城中興”的“湘鄉派”。後來嚴復和林琴南又是桐城派的效法者。我們都知道曾國藩文武雙全，朝廷大員，桐城派必然與封建軍閥有著一定的聯絡，在加上他們所提倡的行文思想，必然有保守性的體現，成為近代白話文運動的攻擊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