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中皇帝可以憑藉自身的實力開創王朝，亦可以後天即位成就皇帝，而張邦昌就不一樣，被人逼著做了皇帝，而當時的他只是一位宰相，最終揹負“亂臣賊子”這罵名也是由此而來，並且還被記載為亂臣賊子，遺臭千年。

張邦昌揹負“亂臣賊子”的始末

張邦昌（1081年-1127年），字子能，北宋末年宰相，北宋時期的主和派代表人物，進士出身，在宋徽宗與宋欽宗時期，曾歷任尚書右丞、左丞、中書侍郎、少宰、太宰併兼門下侍郎等多職務。

其一生都是主張議和，由於性格偏弱，金兵圍汴京時與康王趙構作為人質前往金國求和，在請求割地賠款條件時，標為“張邦昌賣國”。

後靖康之難際，更被金國強立為“偽楚”皇帝，強立期間在金各項條件談好撤走時，遜位還政趙構，但為時已晚，金談條件時期，這位末年宰相已經被全國議為叛國，後也是因叛國時輿壓力終被賜死。

在歷時一月的金國議和中，為什麼張邦昌會被標為“賣國”，還要從金國議和之初談起，議和初時，金軍對張邦昌的為人瞭解是，他為人怯弱，如果將張邦昌擁立成皇帝，那麼以後便於控制。

而在這場時達一月的議和中，張邦昌卻是一無所知，當金軍將領讓宋朝官員遞上呈書，捅破紙糊讓他做皇帝時，張邦昌才恍然醒悟；但如夢方醒也沒用，深知官場宦海的張邦昌明白，弱國皇帝不好當，更何況，當時趙構都還在。

張邦昌被冤枉“亂臣賊子”有兩大最冤原由

後來，張邦昌面對極力推薦的金軍將領，只能“必欲立邦昌，請繼以死”，但效果卻是甚微，哪怕張邦昌以絕食的方式，金軍的決心亦不可動搖，不可動搖的決心也造就後來的“張邦昌賣國”，這是其一。

如果說上面的“不可動搖”乃是幫兇，那麼金國後來的“金人入文字來，限三日立張邦昌，不立，城中盡行殺戮”當是對張邦昌的罪魁禍首，金人該訊息的放出，開封城百姓滿城驚慌，於是人們只能奉勸張邦昌做皇帝，這是張邦昌揹負最冤“亂臣賊子”其二原由。

面對金人的百般強立，張邦昌無奈做了“大楚”皇帝，後來也有世人覺得張邦昌是在委婉演戲，其實他本身就想做皇帝，但經過史實發現張邦昌確實不想做皇帝，例如說張邦昌即位那天他“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記載來看，張邦昌是拒絕接受百官的朝賀。

張邦昌之死

無奈做了“大楚”皇帝的張邦昌非常重視自己的言行，見百官稱予，手詔更是曰手書，王時雍在當時稱呼張邦昌為陛下時，還遭張邦昌斥責。

就在金人帶走徽欽二帝當天，張邦昌還率領百官遙辭於南燻門，眾慟哭，有僕絕者；金人前腳踏出開封，張邦昌就著手“退位”，他首先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由“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籌劃重新恢復宋朝的江山”。

但這些均無用之功，後趙構即位後，雖然加封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最終也罷免不了主戰派李綱的攻擊，在李綱的一次奏本中提及張邦昌僭迸不道，趙構將其以私幸宮人的名義賜死。

私幸宮人只是趙構不忍的一個藉口，李綱言稱的僭迸不道，其實是張邦昌任帝時強暴韋太后，當然，這只是虛構，不然這種自尋死路的行徑，趙構怎麼可能放過，而且張邦昌可不傻，何況趙構與張邦昌有共患難之情。

可以這樣說，張邦昌的死因主要責任源於當上過皇帝，畢竟，皇權時代，最注重臉面，如果一個臣子當過皇帝，那即位的皇帝心裡會永久落下一根刺，而且當時全國的輿論，壓倒了他的求生之路。

張邦昌是北宋末期，宋徽宗時期的重要的執政官員，投降派，他歷經和見證了北宋的滅亡和金人的殘暴統治。張邦昌是歷史上無可厚非的大漢奸賣國賊，但是他又和那些實心踏地的賣國賊不一樣，他有他的兩面性，他不想傾心傾意的為金人服務，他還想在兇殘的金人面前保留一些氣節，為已淪落為亡國奴百姓去爭一些利益和臉面。但是，他又從骨頭裡害怕兇惡的金人。所以，也可以從他的所做所為上也看出了他複雜的兩面性，冤枉對張邦昌是不存在的，畢竟是以他為手的投降派斷送了宋家江山的。

張邦昌的死是咎由自取，是色字把他拉下了水，擾亂宮闈，最後宋高宗賜死，也算對張邦昌的懲罰，對國民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