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後，字子長，夏陽人，今陝西韓城南，家學淵源深厚，曾師從著明學者孔安國和董仲舒，青年時期曾遊歷四方，這些都為他日後修史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史記》前後寫作經歷了14年才完成，共52萬餘字。《史記》，又名《太史公書》，位列‘’正史‘’之首，24史一，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共130篇，含8書、10表、12本紀、30世家、70列傳，記事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帝年間，共計3000多年。

《史記》是中國紀傳體傳記文學的典範，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

司馬遷在史官家庭中長大，受到良好的文化薰陶，自幼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從10歲開始誦讀，用籀文寫就文獻，從小打下了堅實的古文基礎。師從儒學大師孔國安學習古文《尚書》，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

父親司馬談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奮的學者。子承父業，司馬遷擔任太史令，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翻閱由國家收藏的各種文獻資料。父親把修史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可惜壯志未酬而與世長辭。司馬遷在與父親生死訣別之際，接受了修史的囑託，修史的決心從此下定。三年後，繼任太史令。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在參與制定太初曆以後，就開始了《太史公書》即《史記》的寫作。

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戰敗投降匈奴，司馬遷因向漢武帝解釋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獄並處以宮刑，在形體和精神上都對他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出獄後，任中書令，他忍辱含垢，繼續寫《史記》。

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動機前後是有分別的，開始的時候和父親一樣的，司馬談有感於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再無系統的歷史著作出現，戰國至秦漢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寫入史書，因此，他要修訂部歷史著作，一方面繼承古代史學傳統，同時，也要弘揚一下漢代的輝煌。

經歷李陵之禍以後，他的心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修史的動機也發生了變化。他在列舉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人著書立說的動機時稱：‘’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認為自己也屬於發憤著書的型別，是在經歷磨難之後，透過著書來抒發心中的抑鬱和不平。由於身陷囹圄、遭受宮刑，不再把修史僅僅看做是對以往歷史的總結、對西漢盛世的頌讚，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嘆聯絡在一起，融入了較重的怨刺成份，許多人物傳記都寓含著作者的寄託、磊落而多感慨。

司馬遷修史過程中，前後心態的巨大變化，賦予《史記》豐富的內涵，它既是一部通史，更是作者帶著心靈肉體創傷所作的傾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