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不比經濟學，它會因人所處的文化氛圍的不同，被人們描述出不同的內涵來。相對比，經濟學則因其描述的行為效益的最大化，而在任何社會環境中表現出同一的結果來。只是如果環境條件不存在，則經濟規律隱匿不現身（如壟斷和行政干預等），此時經濟學則無用處。 而管理學則是在研究已然存在於發生過程中的事物，在傳統管理學學者看來，則是既存的組織的存在方式，決策以及協調等。 現在的管理學以基督教文化圈為其發生地，處處體現出他們的生活理念，從經驗管理到科學管理直到行為科學的引入和生硬地引入源於東方的“企業文化”。其發展軌跡雖清晰，但他們（西方人）始終不以為自己已為某種思維定勢所左右，以至管理學的學科建立一百年來的發展大大落後於別的學科。 由於管理總是離不開一個排除不掉的行為人——管理者，而這個管理者與研究者又同屬一個文化氛圍，就使得他們看不到自己已經被約束在一個理性天地中。這種不覺知，使得他們未能從管理的源由來看問題。所有的問題都已在一個既定存在的系統（或組織）中。如一說到科學管理，就已有了個流水線，有了工序和節拍，有了工藝流程……。 我們東方人如果從此處躋身進來，像是一個插班生。流水線在哪？線上的工人怎麼在我們身邊找不到？從這一點開始，東方人也就糊里糊塗地呆望著西方管理學學者的指手劃腳，似懂不懂時又插不上嘴，怕讓人看出我們不懂而不敢質疑。 管理不是從企業管理進入到科學管理之後才發生，而是從此時開始，管理進入了科學化階段。就是在市場的巨大壓力下，企業內部的各種有效的行為實行了標準化和定量化，壓縮了無效（操作）動作，給各種操作方法定出了合規的和違規的，把人的動作融入流水線的節拍。 在此以前，則是管理者只看操作者的效果，驗收只在事後進行，當管理行為發生時，操作者還有些自主性——自主決定怎樣操作。 其實從14世紀以後，地中海沿岸的商貿發展使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原來的行會走向分化，在威尼斯、熱諾阿（熱那亞）、比薩等地開始形成現代意義上的企業雛型。1378年佛羅倫薩爆發的數以萬計的梳毛工人起義證實當時的羊毛粗加工小作坊已被成規模的毛條廠所取代。從那時起，企業已存在了500多年，它的合理性是什麼？西方人不會想到這一點，而東方學者在沒有企業時不應當先想到跟在西方人身後去唱管理的幾個階段，而應當思考一下管理行為為何而發生，或換個角度講，在東方條件下管理理念應當是個什麼東西；更白一點講，沒有企業哪裡有企業的管理，沒有西方意義上的企業，也就沒有緣於西方社會環境的那種管理理論的存在基礎。我們不是因為沒有純粹西方意義的企業而要否定西方管理學，而是應當老老實實地從西方人認為不需要費精力說明問題的地方補起，這就是上面所說的，需要研究管理行為因何而發生。 這樣一溯源，就抓到一個機會：西方管理學從半道上研究管理——從所謂“科學管理”階段開始，才使得現在的管理學沒有了綱領，至使近百年來管理學陷入困境。其間的發展變化無一不是在實踐的脅迫下發生的，如霍桑實驗的理論和行為科學的滲入沒有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這顯然是理論本身有問題。包括現在的MBA教學，也是在事後找補，沒有理論深度和廣泛涵蓋實踐的氣魄。 如果一個東方人（沒有西方文化背景又有一定思維深度的“另類人”）在認真聆聽泰勒講科學管理時能執著地問一句（不是如所有東方人一樣那樣不懂裝懂）： “泰勒先生，你的管理行為發生的基礎是什麼？” 泰勒可能會有幾種反映，其中一種是“廢話！還用問嗎？當然要有一個現成的企業才行。” 如果那個學生還不怕老師發怒繼續問道：“您說的那種企業我們東方沒有怎麼辦？” 泰勒先生可能又有兩種反映： 其一：“我是研究管理，教授管理學的，你們那裡有沒有企業關我什麼事？” ——這是一個不耐煩的泰勒，他太忙了，面對來自東方的這個學生不願多花時間。 其二：（面對所有拜倒在自己面前的學生）“嗯，對，這個東方學生向我傳遞一個資訊，他在提醒我，暗示我的理論是個半道叉出來的一串不完全的理論，我們的理論太實用化了，能給企業造成了利潤就以為達到了目標。其實作為企業，管理者的經營目標是達到了，用‘泰勒制’使利潤實現最大化就算達到了管理的目的。但是作為學者，則應當把研究物件——‘管理’研究完整了。謝謝你，東方的小機靈鬼兒！” ——這是一個學者型的思維縝密並善於抓住疑點的泰勒。
管理學不比經濟學，它會因人所處的文化氛圍的不同，被人們描述出不同的內涵來。相對比，經濟學則因其描述的行為效益的最大化，而在任何社會環境中表現出同一的結果來。只是如果環境條件不存在，則經濟規律隱匿不現身（如壟斷和行政干預等），此時經濟學則無用處。 而管理學則是在研究已然存在於發生過程中的事物，在傳統管理學學者看來，則是既存的組織的存在方式，決策以及協調等。 現在的管理學以基督教文化圈為其發生地，處處體現出他們的生活理念，從經驗管理到科學管理直到行為科學的引入和生硬地引入源於東方的“企業文化”。其發展軌跡雖清晰，但他們（西方人）始終不以為自己已為某種思維定勢所左右，以至管理學的學科建立一百年來的發展大大落後於別的學科。 由於管理總是離不開一個排除不掉的行為人——管理者，而這個管理者與研究者又同屬一個文化氛圍，就使得他們看不到自己已經被約束在一個理性天地中。這種不覺知，使得他們未能從管理的源由來看問題。所有的問題都已在一個既定存在的系統（或組織）中。如一說到科學管理，就已有了個流水線，有了工序和節拍，有了工藝流程……。 我們東方人如果從此處躋身進來，像是一個插班生。流水線在哪？線上的工人怎麼在我們身邊找不到？從這一點開始，東方人也就糊里糊塗地呆望著西方管理學學者的指手劃腳，似懂不懂時又插不上嘴，怕讓人看出我們不懂而不敢質疑。 管理不是從企業管理進入到科學管理之後才發生，而是從此時開始，管理進入了科學化階段。就是在市場的巨大壓力下，企業內部的各種有效的行為實行了標準化和定量化，壓縮了無效（操作）動作，給各種操作方法定出了合規的和違規的，把人的動作融入流水線的節拍。 在此以前，則是管理者只看操作者的效果，驗收只在事後進行，當管理行為發生時，操作者還有些自主性——自主決定怎樣操作。 其實從14世紀以後，地中海沿岸的商貿發展使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原來的行會走向分化，在威尼斯、熱諾阿（熱那亞）、比薩等地開始形成現代意義上的企業雛型。1378年佛羅倫薩爆發的數以萬計的梳毛工人起義證實當時的羊毛粗加工小作坊已被成規模的毛條廠所取代。從那時起，企業已存在了500多年，它的合理性是什麼？西方人不會想到這一點，而東方學者在沒有企業時不應當先想到跟在西方人身後去唱管理的幾個階段，而應當思考一下管理行為為何而發生，或換個角度講，在東方條件下管理理念應當是個什麼東西；更白一點講，沒有企業哪裡有企業的管理，沒有西方意義上的企業，也就沒有緣於西方社會環境的那種管理理論的存在基礎。我們不是因為沒有純粹西方意義的企業而要否定西方管理學，而是應當老老實實地從西方人認為不需要費精力說明問題的地方補起，這就是上面所說的，需要研究管理行為因何而發生。 這樣一溯源，就抓到一個機會：西方管理學從半道上研究管理——從所謂“科學管理”階段開始，才使得現在的管理學沒有了綱領，至使近百年來管理學陷入困境。其間的發展變化無一不是在實踐的脅迫下發生的，如霍桑實驗的理論和行為科學的滲入沒有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這顯然是理論本身有問題。包括現在的MBA教學，也是在事後找補，沒有理論深度和廣泛涵蓋實踐的氣魄。 如果一個東方人（沒有西方文化背景又有一定思維深度的“另類人”）在認真聆聽泰勒講科學管理時能執著地問一句（不是如所有東方人一樣那樣不懂裝懂）： “泰勒先生，你的管理行為發生的基礎是什麼？” 泰勒可能會有幾種反映，其中一種是“廢話！還用問嗎？當然要有一個現成的企業才行。” 如果那個學生還不怕老師發怒繼續問道：“您說的那種企業我們東方沒有怎麼辦？” 泰勒先生可能又有兩種反映： 其一：“我是研究管理，教授管理學的，你們那裡有沒有企業關我什麼事？” ——這是一個不耐煩的泰勒，他太忙了，面對來自東方的這個學生不願多花時間。 其二：（面對所有拜倒在自己面前的學生）“嗯，對，這個東方學生向我傳遞一個資訊，他在提醒我，暗示我的理論是個半道叉出來的一串不完全的理論，我們的理論太實用化了，能給企業造成了利潤就以為達到了目標。其實作為企業，管理者的經營目標是達到了，用‘泰勒制’使利潤實現最大化就算達到了管理的目的。但是作為學者，則應當把研究物件——‘管理’研究完整了。謝謝你，東方的小機靈鬼兒！” ——這是一個學者型的思維縝密並善於抓住疑點的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