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談論酒的時候，實際上我們是在談論“文化”談論“人文”。中國文化雖博大精深，但觸類旁通，酒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支，也體現著中國文化的深韻與博大，同時也是我們瞭解中國文化的一條脈絡。

酒的重要地位源自於“禮儀”。

酒是個好東西，它能寄託人們的情思，能派遣人們的憂愁，能激發士氣，能興起豪情，能增添友誼，還能活躍經濟，增加稅收、、、對於商人來說，尤其是公關的必要手段。

酒的風靡得益於“大禮之初，始諸飲食！”的傳統。中華民族的生活智慧與禮序，都蘊藏在一蔬一菜之中。

酒產生指之初，因為酒特殊的功能是作為與神明溝通的媒介而存在的。那時神明崇拜是普遍的信仰，巫師或者占卜師藉助酒精的作用，達到一種“神秘”狀態建立與神明的溝通。於是，酒就被賦予了一種神聖的色彩。又因為在三代時期（夏、商、周）酒的生產工藝落後，產量極少。酒就成為貴族階層才享用的起的高階“飲料”。

而後，為杜絕紂王濫飲誤國的事情再次發生，周王制定“禮儀”遍佈《酒誥》，酒就成為專門用來祭祀神明天地時的專用祭品，民間不得擅飲。自此，一個人是否按照禮儀喝酒，就變成了衡量一個人是否“守禮”進而得到他人的尊重依據。

酒也是歷代不可忽視的政治制度因素

孔子說過“禮不下庶人”，酒普及到“庶人”之後，“酒以成禮”的限制慢慢被“酒以合歡”的“需求”所突破。

秦以後，釀酒工藝趨於成熟，酒的產量越來越多，平民百姓也可以享受到美酒帶來的愉悅，尤其文人雅士，藉助酒精的作用催化出燦爛的詩畫文化，酒事活動突破禮儀的限制也發展出各種各樣的酒俗，酒禮。“酒以合歡”的道理越普及，民間飲酒之風愈盛。喝酒的人多了，酒的需求量就大了，於是酒又變成了調節政府財政收入的工具。

早在秦漢時期，統治階層就有意的根據財政收入情況來調節釀酒和沽酒行業的稅收和民間飲酒的開禁來控制和刺激經濟。之後歷代均效仿之。酒作為“禮”的道具和“經濟管控”的工具，就成了中國各朝代不可忽視的社會政治制度的重要因素。

酒對中國文化的豐富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時，在民間，歡飲之樂也發展和創造了豐富的酒事文化，娛酒、侑酒、勸酒、酒令、酒籌等等，哪一個方面都可以著書立作，大書特書一番。

因為酒文化的豐富繁榮，也直接帶動了酒席酒宴等酒事活動器具的製作水平的發展，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都有驚豔絕倫的酒器流傳，使我們驚歎當時工匠的高超技藝。正是“禮藏於器，文化與文明深寓其中”的真實寫照。

而文人雅士對於酒的喜好更是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詩、詞、歌、賦、曲、話、書、畫、藝，每一種文學形式和藝術形式中酒的身影都屢見不鮮。酒宗孔子，酒仙李白，酒痴陶淵明，還有酒中八仙，等等名人高士都與酒結下不解之緣，正所謂“知得酒中趣，方留世上名”。

酒是現代人際交往中必不可上的調劑

即使到我們現代，酒也是一切調和人際、敦睦人倫的場合必不可少的調劑。多年不見的老友可以“酒逢千杯少”（不是說可以喝一千杯酒，是便是可以跟好友意興闌珊地暢談許久）；心有嫌隙之人可以“一醉泯恩仇”；心有隔閡的父子可以“酒後吐真言”；境遇不順之人也可以“一醉解千愁”。還有一個人文習慣是說一個人的酒品反映著一個人的人品。所以對於現代人來說，酒也是我們生活中比不可少的。

誠然，酒有美好的一面也有邪惡的一面，當人們擯棄掉“禮儀”的約束不加控制的飲酒時，“拼酒”、“灌酒”、“耍酒瘋”、等等酒後失德的種種劣跡也就越來越多。酒，在這種不良的社會風氣中也被冠於各種“汙名”。即便如此，無論你在不喝酒之前持有怎樣的“偏見”，到了一定的“年齡”也一定會被人文的傳承力量所征服。

理性飲酒才能快樂生活

酒本身作為一種物質，一種飲料本身並無好壞。關鍵在於，人們對它的態度和使用程度。禁酒，是不現實的，唯有用“酒禮、酒德、酒道”來約束自己，做到飲酒有度，無逾酒禮、中和盡歡。便可享受到酒帶來的歡愉美好，快樂生活才能成為現實。

至於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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