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曾國藩遠勝僧格林沁！曾國藩是儒將大帥，僧格林沁只是武夫莽漢。

曾國藩畫像

僧格林沁之所以成為滿門親貴中的國之柱石，實在是因為後期滿清人才凋落，八旗不復當年之勇，僧格林沁尚可一用。加之滿蒙歷來防備漢人的偏心政策，導致僧格林沁長期恃寵而驕，狂妄自大不可一世。

僧格林沁畫像

僧格林沁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戰績是擊敗太平天國北伐軍林鳳祥、李開芳，往後就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後來第二次鴉片戰爭八里橋一戰，僧格林沁大敗被革職拿問，最終剿捻啟用，誰想高樓寨一役一敗塗地被捻軍斬首示眾，僧格林沁滿蒙傳奇落幕。

而曾國藩長期從事文事工作，只是回鄉丁憂守制迫不得已出山舉起團練大旗，以一文人從頭學起，編練湘軍，屢敗屢戰，最終成為唯一能對決太平軍的強軍勁旅，蕩平巨寇，成就為後人稱道的“三不朽”偉業。

曾國藩的治軍才能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選賢用能，以上率下。曾國藩有一套超凡出俗的識人用人本領，舉凡彭玉磷的清奇智勇、塔齊布的忠誠敬業、鮑超的勇猛善戰，趙烈文的多謀善斷、薛福成的幹練精當，一時曾國藩身邊名將如雨、謀臣如雲，這是曾國藩能幹事、會幹事、能成事的人才班底。

二是與時俱進，睜眼看世界。與當時滿清上下自詡天朝上國的驕矜自大不同的是，原本只會尋章摘句的曾國藩竟然能睜眼向洋看世界，率先學習，躬身實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先賢名訓，大興洋務，製造機器，開一代新風。最為直接的後果就是湘軍率先擁有了克敵制勝的洋槍洋炮，為成就軍事大業奠定了物質基礎。

三是道德感化，精神激勵。曾國藩深知“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攻城為下，攻心為上”的兵法要旨，在湘軍初創時就常常以儒家大義教導官兵，錘鍊了一支戰必取攻必克的常勝之師。我軍後來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有湘軍《愛民歌》、《得勝歌》的傳承發揚。

幼童留學

由此可以看出，僧格林沁在“勇”，曾國藩在“謀”；僧格林沁多“猛”，曾國藩多“識”；僧格林沁貴“忠”，曾國藩貴“道”，如此對比高下立判。

今有《曾國藩家書》流傳，澤被後世百年有餘，試問中華千年，能有幾人做到？

曾氏不世出之家國名人矣。

應該是曾國藩勝。這就好比一個統帥和將軍的比較。統帥難得。將軍易尋。

僧王一生戎馬，一直面臨的是勇與謀的難題。從鎮壓太平天國到抵抗英法聯軍，再到鎮壓捻軍，他勇猛有餘而謀略不足。其以士兵扮鄉勇偷襲前來換約的侵略者的小謀，卻沒有大的戰略。這根儒家學派的曾國藩不同。　　

僧格林沁本出身一個蒙古貴族家庭，道光帝因其“儀表非常”而欽定其為郡王繼承人，成了科爾沁札薩克多羅郡王。1853至1854年間，在抵禦太平軍的天津保衛戰中，僧格林沁又因太平軍北伐部隊於嚴寒 中退守，而間接造成了勝利。“兩年之中，大小數百戰，全數殄滅，無一漏網，僧格林沁威名震於海內”(《清史稿》)。於是，僧王又得咸豐皇帝賜“巴圖魯”(滿語“勇士”)稱號，並被封為博多勒噶臺親王，待北路蕩平，又被加恩世襲親王罔替，“許乘肩輿”。　

　其後，在與英法聯軍的兩次大沽口之戰中，僧王先勝後敗，再敗通州張家灣、八里橋一線。　　1860年，捻軍起義華北，京畿危急。僧格林沁復得郡王爵位，率萬餘清軍與捻軍先佔于山東，後轉戰於河南、安徽，江蘇等地，疲於奔命。　

　1865年，僧王僅有的7000人的部隊窮追捻軍不捨，直入山東菏澤西北高樓寨地區。僧格林沁本人也是“寢食俱廢，恆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輒上馬逐賊”。　　捻軍以逸待勞，僧部受伏。5月18日當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數隨從冒死突圍。當逃至菏澤西北的吳家店時被一個十幾歲的小捻軍在麥田裡殺死。可憐一世勇猛而謀略不足。

而曾國藩不一樣，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軍擊斃，清朝廷令曾國藩剿捻。曾國藩採取“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專事近剿，不事尾追”的方針，在河南周家口、山東濟寧、江蘇徐州、安徽臨淮關分置四鎮，駐淮軍和湘軍八萬，將捻包圍在蘇、豫、皖邊區。又在淮北捻軍的根據地修築墟寨，清查戶口，實行保甲連坐法。

從上可以看出，曾國藩是以謀略來定奪。這正是一個統帥的本性。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是以戰略上指揮，而僧格林沁更多是在戰術上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