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無論伊藤博文是否說過這句話，以及其他誇耀李鴻章的話，都不足以證明李鴻章真的、有那個能耐。不能因為敵人誇你，你就覺得自己真牛了

一生只是“紙糊匠”，只不過李鴻章藉此推脫責任的話。清廷包括慈禧在內當然要付國家失敗的第一責任，但作為“漢臣之首”、半個中國的地方大員都是他的手下的地方核心人物，因為貪腐敗壞整個中國官員為官精神、致使清朝民間百姓的生活艱難，僅此一點，他就難脫其咎。

河北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蓋叫天”就說，河北百姓因為李鴻章做直隸總督期間，河北年年鬧水災，都管他叫“水王八”。由此可見，李鴻章本身治理河北的水平也不怎麼樣。

其次，敵人誇獎你，不排除李鴻章在晚清政府中比較開明、比較懂得西方，對於伊藤博文這個“明治維新”重要人物來說有共同語言這個因素

他們都身處要職，對於李鴻章身處在晚清這個情況下，表示同情。對於李鴻章沒有遇到“明治”這樣的皇帝表示可惜，對其能力表示認同。

其次，伊藤博文只是為了更好地讓李鴻章讓中國之利給日本

最重要的是，在《馬關條約》簽訂期間說出這樣的話，也無非是增進個人感情之說。有利於自己達成日本索要天量賠款、割佔中國土地的要求。

最後，李鴻章關於“救國”方面的主張，前期都是抄襲自丁日昌：從中日聯盟思想在李鴻章、伊藤博文等人的淵源。因此，李鴻章之前的“防日”主張只是為了要軍費，發展自己的勢力而已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都屬於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那批人，伊藤博文的漢語詩詞都很好。有些認為文化高於領土、主權的人就有一種“中日結盟”的情懷。

1867年年底，江蘇布政使丁日昌以湖廣總督李鴻章的名義上奏了“自強八條”。即《密陳丁日昌擬議修約片》（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丁日昌的奏章是附在李鴻章的奏摺之後，作為“附帶”上奏的。日後，丁日昌也對北洋海軍的各項規章制度進行了打造，所以說，1894年前，李鴻章在國家方面的主張都是這篇文章，及在丁日昌的幫助下進行統籌。

丁日昌“自強八條”中共有12條計策，不懂的朋友別以為“八條”是八條計策，而是“清政府對如何‘自強’而提出的八個問題”。其中就有“聯日結盟”的意思。

要說的問題很多，一本書都完不成。李鴻章雖然不能稱其為“漢奸”“賣國賊”，因為沒有汪精衛那樣的實在行為。但他的一生是“誤國”的一生，雖然他的能力很強，但能力不強也誤不了國。這樣的人永遠不能成為有些人最終的“民族英雄”，否則遺患無窮。

外華人誇李鴻章的話多了，還有說是“三大偉人”“東方俾斯麥”呢。但對於敗軍之將如此誇獎，我從不認為是出於真誠。還是俾斯麥說李鴻章的話代表真相：我永遠得不到“歐洲李鴻章”的稱號。

首先，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源於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需要！秦國要打敗趙國一定要除掉廉頗和李牧，滿清要打敗明朝要除掉袁崇煥，日本要從大清獲得最大利益要和在日本有巨大產業的李鴻章打交道，而不可能和左宗堂這樣的人打交道。李鴻章要維護自己在日本的財產，決不可能讓日本失敗！所以日本人抓住這一點，一口咬住，大清這個龐然大物就慢慢地被吸乾血液！而日本這個小不點也因為吸足了鮮血而變得強大起來！

伊藤博文這話有惺惺相惜的成分在裡面，因為只有相同格局和高度的人物才會理解彼此，李鴻章是一代人傑，伊藤博文此話並不是過譽。

首先，李鴻章是中國從舊時代走向新時代的關鍵人物，雖然林則徐、魏源最先開眼看世界，雖然他的老師曾文正公打敗太平軍挽狂瀾於既倒，雖然左宗棠、張之洞也是中興四大名臣。但是在處理洋務、軍務、外交、政務、財務等各個方面，沒有一個大臣比得上他。

或許有人會說李鴻章的思想有侷限性，只是到了洋務和初步的維新思想，沒有革命的思想。但這種侷限並不是李鴻章個人的侷限，而是時代的侷限。在清廷這樣的官場文化之下，要做事是不容易的，但李鴻章偏偏在這樣的氛圍中，先後創辦江南製造總局、開灤煤礦、輪船招商局、北洋海軍等，這個功勞是了不得的。

外華人不是傻子，他們為什麼更願意跟李鴻章打交道？李鴻章去俄國、美國和德國訪問為什麼受到眾人的禮遇？而且李鴻章還有更加難能可貴的一點，就是和清流派不同，很多賣國條約都是李鴻章簽訂的，因為如果不是他的話結果更糟，李鴻章就是在這樣的條件和壓力之下，做大清王朝的裱糊匠。這一點，伊藤博文看到了，梁啟超也看到了。

李鴻章沒有洗白的必要了，簽了那麼多的賣國條約，就是一個賣國賊，為官卻充飽私自貪得無厭，其所籤的條約出賣了多少國家利益，賠償了多少金銀，畫走了多少國土，對國家造成的傷害至今都難以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