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養菩薩 敦煌榆林窟71窟

“絲綢之路”上的寫經風

敦煌遺書中寫經最多，據統計，敦煌漢文遺書中的寫經大約佔九成以上，其它文獻所佔不到一成。在古代，敦煌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地方。它一方面是各種文化和宗教的匯聚之地，文化積澱極為豐厚；另一方面，當中原地區戰亂頻繁的時候，這裡卻是“上下相親，晏然富殖”的聖土，文化與宗教得以發展和延續，而當這裡發生戰爭時，統治者又把宗教，特別是佛教當作統治的工具，大興佛事，百姓也將佛教作為其精神寄託，紛紛出資開鑿洞窟、抄寫經文。就統治者而言，他們擁有巨大的資源，可以呼叫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大興佛事、廣造佛經。

敦煌石窟285窟中供養人題記

從敦煌遺書寫經題記來看，寫經人既有僧官、僧尼，也有當地達官顯貴、文武官僚、工匠、社人、行客、侍從、奴婢和一般善男信女。除此之外，敦煌遺書中儲存了一些由都城和其它地區送到敦煌“流通供養”的宗室成員寫經。由此可見敦煌寫經之風盛極一時。

回鶻公主供養像 敦煌莫高窟第61窟

“經書體”的誕生

寫經的盛行，也催生了一個專事抄寫佛經的職業——經生。這些經生所寫經卷是最多的，他們的書寫代表了“經書體”書法的基本面貌。經生們成年累月為人抄寫經卷，代代相沿。由於長期從事“重複性”的抄寫，書寫動作極為熟練，用筆習慣相當定型。所以，這個群體所抄的寫卷，筆畫的“寫法”比較統一，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一絲不苟，氣息連綿貫通，通篇不失一筆。

南北朝時期寫本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五》（區域性） 24.8×152.4cm

敦煌寫經書法主要為兩種字型，前期為隸書，後期為楷書。縱觀敦煌寫卷，還能夠較清晰而自然地感受到書法隸變的痕跡。敦煌寫經書法屬於實用體書法，是以所抄寫的內容為主，而以書法藝術為輔的書寫形式，不可能任由書寫者表達藝術個性，自由發揮。敦煌寫經因其為供養人崇佛之心，自然要在寫經時體現出來對佛的敬慕，字型端莊而規整，但同時又因抄經字數甚多需提高抄寫速度，二者要結合起來，所以書寫便利、書法流暢、結字合理是其首先要做到的。即便如此，在長期的書寫過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書法風格，或剛健蒼勁、或雋秀嫵媚、或純和自然、或靈動天真、或雄渾古樸、或奇逸瀟灑。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在二十世紀初葉，中國西北的敦煌發現了藏匿著大量古代經卷的藏經洞，這就是舉世矚目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而且發現的古代遺書數量之大讓世人驚詫，大約發現了超過4萬卷，書寫時間跨越了從西晉《大般涅槃經》（公元305年）到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共七個世紀。在這些流傳下來的遺書中，寫經是佔比最大的一部分，有32000卷左右，寫經上面的書體後世稱之為“寫經體”。

古人寫經是為了祈福禳災，也是為自己積累功德，因此書寫經卷的時候都懷有著一顆恭敬的心，因此字跡都非常清晰，美觀大方。因為歷史跨度巨大，西晉時期的寫經還保留著隸書的特徵，而到了唐宋時期就是楷書了，因此敦煌寫經也印證了我們漢字書體的轉變。

兩晉南北朝期間的“寫經體”的特點是楷書、隸書兼有，隸書的味道還非常濃厚。那時的書寫者大多數是民間書家，因此與當時主流的王羲之代表的文士書風有很大的差別。到了隋唐時期，隨著國家的同一，這種差距就逐漸減小了。特別是唐代，很多寫經者甚至都是有官職的，例如《靈飛經》的作者鍾紹京，《善見律》的作者國詮等等。所以在這些眾多的寫經卷子後面，不乏當時的名手。

而且眾多的寫經作品中，也有很多的佳作，本人最喜歡的就是隋人書的《妙法蓮華經》清秀靈動，絲毫不輸號稱天下第一小楷的《靈飛經》，本文插圖既是《妙法蓮華經》供大家欣賞。

“經書體”是指在敦煌遺書、高昌遺書中，帶有明顯時代特徵和民間特點的書寫風格。

這些遺書大多由寫經生或一般庶民完成，其書體涵蓋篆隸行草，由於其內容多為佛教經卷，“經書體”由此得名。

敦煌遺書，又稱敦煌寫本、敦煌卷子、敦煌文書等，指敦煌出土的4一11世紀多種文字的古寫本及少量印本，數量在5萬件以上。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西晉永興二年(305年)的《大涅盤經》。

高昌遺書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新疆吐魯番地區發掘的漢字文書和佛經寫本，共2700多件。其中最早的是西晉泰始九年(273年)，記錄了書法在高昌(吐魯番)地區從晉到唐500多年的發展軌跡。

由於地域間的相互交流與融會，敦煌遺書與高昌遺書的書寫風格，與中原書法風格是一脈來承的。

大量“經書體”遺書的出土，也為我們研究古代書法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