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開全部
張芝，生年不詳，約卒於漢獻帝初平三年（約公元192年），字伯英。漢族，瓜州縣（今屬甘肅酒泉市）人。東漢書法家。涼州三明之一大司農張奐之子。出身官宦家庭。張芝擅長草書中的章草，將古代當時字字區別、筆畫分離的草法，改為上下牽連富於變化的新寫法，富有獨創性，在當時影響很大，有“草聖”之稱。書跡今無墨跡傳世，僅北宋《淳化閣帖》中收有他的《八月帖》等刻帖。
張芝與鍾繇、王羲之和王獻之並稱書中四賢。
譽為草聖
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一位巨匠張芝，字伯英，系東漢時人，生年不詳，
卒於公元192年。 張芝的籍貫，《後漢書》為其父張奐立傳，說是“敦煌酒泉人也”。一字之誤，訛傳一千多年。直至清代訓詁學巨擘錢大昕考證，確認張芝系東漢敦煌郡淵泉人。淵泉為漢代敦煌郡所轄六個縣中的一個（今甘肅酒泉市瓜州縣四道溝老城一帶）。
有關張芝生平的史料很少，這與他情操高潔，不慕功名有關。《後漢書·張奐傳》中僅提到“長子芝最知名，及弟昶並善草書”，雖極簡略，卻從中可知張芝在當時已因書法成就而享有盛名。略晚於張芝的西晉書法家衛恆在其書法理論著作《四體書勢》中稱：“漢興而有草書……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作；後有崔瑗、崔實，亦稱善工。”而“弘農張伯英者因轉精其巧……韋仲將謂之草聖。”韋仲將即三國魏名臣韋誕，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他的根據是杜度的草書有骨力，但字劃微瘦；崔瑗、崔實宗法杜度，“書體甚濃，結字工巧”，“張芝喜而學之，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說明張芝曾師法杜、崔，但青出於藍，“超前絕倫，獨步無雙”。唐朝開元時的著名書法家和評論家張懷馞在其書法理論名著《書斷》裡，有數百字論述張芝，確定了他在華夏書壇的重要地位。其後的歷代書法家和評論家也都以肯定態度延襲韋誕、衛恆、張懷瓘、孫過庭等的論述，張芝的“草聖”地位自此成為一座不可動搖的豐碑而屹立於中國書壇，閃耀著永恆的璀璨光芒。
中國文字，從甲骨文到小篆，成熟於秦，促使隸書應運而生。至西漢隸書盛行，同時也產生了草書，可謂“篆、隸、草、行、真”各體具備，但行筆較為遲緩且有波磔的隸書和字字獨立、仍有隸意的章草，已不能滿足人們快速書寫需要，而使書寫快捷、流利的“今草”勃然興起，社會上形成“草書熱”。張芝從民間和杜度、崔瑗、崔實那裡汲取草書藝術精華，獨創“一筆書”，亦即所謂“大草”，使草書得以從章草的窠臼中脫身而出，從此使中國書法進入了一個無拘無束，汪洋恣肆的闊大空間，從而使書法家的藝術個性得到徹底的解放。
張芝所創的“一筆書”，“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如行雲流水，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這是張懷瓘在《書斷》中對一筆書的精闢概括，同時高度評價張芝的草書“勁骨豐肌，德冠諸賢之首”，從而成為“草書之首”。張芝的草書給中國書法藝術帶來了無與倫比的生機，一時名噪天下，學者如雲。王羲之對張芝推崇備至，師法多年，始終認為自己的草書不及張芝。
狂草大師懷素也自承從二張（張芝、張旭）得益最多。唐朝草書大家孫過庭在他的《書譜》中也多次提到他把張芝草書作為藍本而終生臨習。
張芝出身顯宦名門，但“幼而高操，勤學好古”，不以功名為念，多次謝絕朝廷的徵召，潛心習書。他“臨池學書，池水盡墨”的刻苦磨礪精神，成為中國書法界盡人皆知的一大掌故，王羲之曾欽敬地說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皆墨，好之絕倫，吾弗如也。”前人詠敦煌古蹟二十首有《墨池詠》：昔人經篆素，盡妙許張芝。草聖雄千古，芳名冠一時。舒箋觀鳥跡，研墨染魚緇。長想臨池處，興來聊詠詩。
張芝正是這樣淡泊榮利，苦苦求索，方才攀上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第一座高峰。
他的墨跡近兩千年來為世人所寶，寸紙不遺，他的墨跡在《淳化閣帖》裡收有五帖三十八行，為歷代書家珍視並臨習，故張芝的書法藝術精神至今仍鮮活在中國書法的血脈中。張芝同時也是書法理論的開先河者，曾著《筆心論》五篇，可惜早已失傳。
注意，是張芝不是張旭，此為不同二人，張旭雖深得草書筆法，但“聖”之一字，必須由世人認同才行。
說到張旭，他也是很不一般，書法成就頗高，有記載稱：“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韞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
此正是，道法自然，萬物皆為我師
展開全部
張芝，生年不詳，約卒於漢獻帝初平三年（約公元192年），字伯英。漢族，瓜州縣（今屬甘肅酒泉市）人。東漢書法家。涼州三明之一大司農張奐之子。出身官宦家庭。張芝擅長草書中的章草，將古代當時字字區別、筆畫分離的草法，改為上下牽連富於變化的新寫法，富有獨創性，在當時影響很大，有“草聖”之稱。書跡今無墨跡傳世，僅北宋《淳化閣帖》中收有他的《八月帖》等刻帖。
張芝與鍾繇、王羲之和王獻之並稱書中四賢。
譽為草聖
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一位巨匠張芝，字伯英，系東漢時人，生年不詳，
卒於公元192年。 張芝的籍貫，《後漢書》為其父張奐立傳，說是“敦煌酒泉人也”。一字之誤，訛傳一千多年。直至清代訓詁學巨擘錢大昕考證，確認張芝系東漢敦煌郡淵泉人。淵泉為漢代敦煌郡所轄六個縣中的一個（今甘肅酒泉市瓜州縣四道溝老城一帶）。
有關張芝生平的史料很少，這與他情操高潔，不慕功名有關。《後漢書·張奐傳》中僅提到“長子芝最知名，及弟昶並善草書”，雖極簡略，卻從中可知張芝在當時已因書法成就而享有盛名。略晚於張芝的西晉書法家衛恆在其書法理論著作《四體書勢》中稱：“漢興而有草書……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作；後有崔瑗、崔實，亦稱善工。”而“弘農張伯英者因轉精其巧……韋仲將謂之草聖。”韋仲將即三國魏名臣韋誕，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他的根據是杜度的草書有骨力，但字劃微瘦；崔瑗、崔實宗法杜度，“書體甚濃，結字工巧”，“張芝喜而學之，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說明張芝曾師法杜、崔，但青出於藍，“超前絕倫，獨步無雙”。唐朝開元時的著名書法家和評論家張懷馞在其書法理論名著《書斷》裡，有數百字論述張芝，確定了他在華夏書壇的重要地位。其後的歷代書法家和評論家也都以肯定態度延襲韋誕、衛恆、張懷瓘、孫過庭等的論述，張芝的“草聖”地位自此成為一座不可動搖的豐碑而屹立於中國書壇，閃耀著永恆的璀璨光芒。
中國文字，從甲骨文到小篆，成熟於秦，促使隸書應運而生。至西漢隸書盛行，同時也產生了草書，可謂“篆、隸、草、行、真”各體具備，但行筆較為遲緩且有波磔的隸書和字字獨立、仍有隸意的章草，已不能滿足人們快速書寫需要，而使書寫快捷、流利的“今草”勃然興起，社會上形成“草書熱”。張芝從民間和杜度、崔瑗、崔實那裡汲取草書藝術精華，獨創“一筆書”，亦即所謂“大草”，使草書得以從章草的窠臼中脫身而出，從此使中國書法進入了一個無拘無束，汪洋恣肆的闊大空間，從而使書法家的藝術個性得到徹底的解放。
張芝所創的“一筆書”，“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如行雲流水，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這是張懷瓘在《書斷》中對一筆書的精闢概括，同時高度評價張芝的草書“勁骨豐肌，德冠諸賢之首”，從而成為“草書之首”。張芝的草書給中國書法藝術帶來了無與倫比的生機，一時名噪天下，學者如雲。王羲之對張芝推崇備至，師法多年，始終認為自己的草書不及張芝。
狂草大師懷素也自承從二張（張芝、張旭）得益最多。唐朝草書大家孫過庭在他的《書譜》中也多次提到他把張芝草書作為藍本而終生臨習。
張芝出身顯宦名門，但“幼而高操，勤學好古”，不以功名為念，多次謝絕朝廷的徵召，潛心習書。他“臨池學書，池水盡墨”的刻苦磨礪精神，成為中國書法界盡人皆知的一大掌故，王羲之曾欽敬地說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皆墨，好之絕倫，吾弗如也。”前人詠敦煌古蹟二十首有《墨池詠》：昔人經篆素，盡妙許張芝。草聖雄千古，芳名冠一時。舒箋觀鳥跡，研墨染魚緇。長想臨池處，興來聊詠詩。
張芝正是這樣淡泊榮利，苦苦求索，方才攀上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第一座高峰。
他的墨跡近兩千年來為世人所寶，寸紙不遺，他的墨跡在《淳化閣帖》裡收有五帖三十八行，為歷代書家珍視並臨習，故張芝的書法藝術精神至今仍鮮活在中國書法的血脈中。張芝同時也是書法理論的開先河者，曾著《筆心論》五篇，可惜早已失傳。
注意，是張芝不是張旭，此為不同二人，張旭雖深得草書筆法，但“聖”之一字，必須由世人認同才行。
說到張旭，他也是很不一般，書法成就頗高，有記載稱：“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韞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
此正是，道法自然，萬物皆為我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