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雅典出現濫用民主的現象，蘇格拉底主張限制素質底下的普通人的民主權力，這自然引起普通人的反感，然後他就被民主，合法的宣判了死刑。

蘇格拉底宣傳的主張違背當時社會主流，證據確鑿，有法可依，過程合法，結果合法。合法。

他的觀點確實正確，但是正確的標準是什麼？對於刑罰而言，還是法律為標準吧，而且蘇格拉底能夠逃亡而選擇死亡也是為了尊重法律，所以——該死。

歷史的看待問題，在當時，如果我是雅典公民，我也會支援民主合法的宣判結果。

我是尚武先生，我來回答。

與我們今天很多人的想法不同,在當年雅典人看來,也許蘇格拉底的判決根本不成為一個問題,因為此案完全是依照雅典城邦的法律來審判的。起訴蘇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他們是依法提出公訴的、對蘇格拉底的主要指控是不敬城邦信奉的諸神和引進新神。法庭的組建程式複雜而民主。

不同於現代,當時的雅典法庭不設法宮,只設主持官,負責組織審判並維持法庭的秩序,判決的權力在陪審團。陪審團成員全部從公民群體中抽籤產生。其方法為:每年年初,公民自願報名參加陪審團,爾後從報名者中透過抽籤選出6000人,成為當年的陪審團成員。到法庭開庭之日,城邦官員需事先根據案件的大小確定當天各庭陪審團的規模(5-2000人不等),然後從在冊的6000名成員中抽籤選出出庭的陪審員;到開庭之前,再以抽籤的方式確定這些陪審員去哪一個法庭陪審。

上述運作過程複雜得令人匪夷所思。雅典人設計這套程式,主要是為了防止賄賂行為。假設你是被告一方,你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些陪審員將參與審判你的案件,你也不可能將全部600名陪審員悉數賄賂。當年審判蘇格拉底一案的陪審團由500人組成,這些人都是隨機產生的。 法庭進入審判程式,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別申訴,並進行舉證。之後陪審團進行第一次投票,判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是無罪的票數佔多數,被告即獲得清白之名;但案子並未就此完結,還要看原告獲得票數的多寡,如果原告獲得的票數不到總票數的五分之一,就要遭到處罰一這條措施是為了防止有人惡意誣告。如果這次投票判定被告有罪,則由原告和被告本人分別提出該判處什麼具體刑罰,隨之由陪審團對他們的意見進行第二次投票,選取其中之一作為最終的判決。這種審判的方法看似荒唐,卻有其合理性,因為原告和被告為使自已所提的刑罰意見得到陪審團認可,當會注意把握分寸,而不會隨心所欲。蘇格拉底之案,在第一輪的法庭投票中以280對220票被判有罪。隨後他作為被告,對自己提出的處罰又顯得漫不經心:他先說自己非但無罪,反而於城邦有功,應得到城邦的禮遇;後又提出罰款100德拉克瑪(古希臘銀幣)了事。由於此一刑罰近乎玩笑、不合情理,令部分本來同情他的陪審員轉向選擇原告提出的刑罰,最終以360對140票判蘇格拉底死刑。法庭認定他的罪名是“不敬雅典公認的神面引進新神”、“煽動反民主言論”、“蠱惑青年”、“給雅典帶來巨大災難”等。

在法庭上,蘇格拉底為自己作了辯護演說。他說:“克里底亞一俄整天忙於設法害人,他們權雖大,但不能強迫我去為非作歹。我讓人們注意靈魂的完善,懂得美德不是用金錢能夠買到的;如果這是感青年的學說,那我就是壞人,你們可以開釋我或者處死我:即使一死再死,我也不會改變我的行為。”雅典法庭沒有認可蘇格拉底的申辨,最後還是維持其死刑的判決。蘇格拉底拒絕了他的學生為他安排的出逃計劃,毅然決定接受死刑。他認為判決雖然違背事實,但卻是合法法庭的判決,他必須服從。 行刑的日子很快到來了,蘇格拉底離別了妻子兒女,在學生們的簇擁下等待獄卒送來毒酒。他對送毒酒的獄卒說:“我的朋友,請你告訴我應該怎樣赴死。”獄卒說:“把毒酒喝下,來回走到腿腳沉重,然後躺下,毒酒就會發揮作用。”毒酒遞到蘇格拉底面前。蘇格拉底舉止安詳,他接過毒酒,一飲而盡。這時,周圍的人失聲痛哭。蘇格拉底卻鎮定地說:“你們哭什麼?我認為男子漢應該在平靜中死去。耐心一點,安靜吧。”就這樣,這位偉大的智者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千百年來,人們圍繞著“為什麼要審判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為什麼被判處死刑”等問題進行過很多討論。由於蘇格拉底本人沒有留下任何著作,原告的訴狀也不知其詳,我們只能根據蘇格拉底的弟子色諾芬和柏拉圖著作中為其辯護的文字來了解此事。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指出蘇格拉底悲劇的原因,那便是“他不承認人民的最高權力”,“傷害了他的人民的精神和倫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