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的意思為：以知為指導的行才能行之有效，脫離知的行則是盲動。同樣，以行驗證的知才是真知灼見，脫離行的知則是空知。出處：明·王守仁《傳習錄》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白話釋義：以知為指導的行才能行之有效，脫離知的行則是盲動。同樣，以行驗證的知才是真知灼見，脫離行的知則是空知。聖人的學問只有一個功夫，知和行不可以分開看作兩樣事情。 人們通常用這兩句話強調“知行合一”的重要性。擴充套件資料寫作背景：弘治五年，王守仁第一次參加浙江鄉試，與胡世寧、孫燧同榜中舉，其後，學業大有長進。但他越來越喜歡談論軍事，並且很會射箭。然而，二十二歲時考進士不中，內閣首輔李東陽對其笑道：“你這次雖然不中狀元，下一次科舉必定會中狀元，試一試為下一次科舉作個狀元賦。”王守仁拿起筆就完成了，朝堂上的元老們都很驚奇他的天賦才能。嫉妒他的人就開始議論說，這個年輕人如狀元及第，必然是目中無人。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劉瑾擅政，並逮捕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王守仁上疏論救，而觸怒劉瑾，被杖四十，謫貶至貴州龍場（貴陽西北七十里，修文縣治）當龍場驛棧驛丞。同時，他的父親王華也被趕出北京，調任南京吏部尚書。路途中，王守仁被劉瑾派人追殺，偽造跳水自盡躲過一劫。逃過追殺的王守仁暗中到南京面見父親王華，王華對他說：“既然朝廷委命於你，就有責任在身，你還是上任去吧。”隨後他踏上路途，來到貴州龍場，“萬山叢薄，苗、僚雜居”，龍場在當時還是未開化的地區。王守仁沒有氣餒，根據風俗開化教導當地人，受到民眾愛戴。在這個時期，他對《大學》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領悟。王守仁認識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他在這段時期寫了“教條示龍場諸生”，史稱龍場悟道。嘉靖元年（1522年），父親王華去世，王守仁回鄉守制。嘉靖三年（1524年），他受邀在稷山書院講學；嘉靖四年（1525年），又在紹興建立陽明書院，其弟子亦開始講學，傳播“王學”。同年，原配夫人諸氏去世，王守仁續娶張氏，並於次年喜得一子。文章賞析：闡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誠意的功夫等觀點，強調聖人之學為身心之學，要領在於體悟實行，切不可把它當作純知識，僅僅講論於口耳之間。中卷有書信八篇。回答了對於知行合一、格物說的問難之外，還談了王學的根本內容、意義與創立王學的良苦用心；講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時，也精彩地解釋了王學宗旨；回答了他們關於本體的質疑並且針對各人具體情況指點功夫切要。陽明結合自己純熟的修養功夫，提出本體功夫合一、滿街都是聖人等觀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學體系齊備。若要全面正確地把握王陽明"心外無理"及其他學說，深入地研究他的這些討論是十分必要的。正因為人心的本質是理，並且人能自覺到這種道德意識，所以人不需透過外物去認識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現。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認識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慾之蔽。王陽明認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認識了外物才有的。這個知是“良知”。他說：“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在他看來，朱子的格物窮理說恰恰是析心與理為二的。由此可見，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命題主要是為其修養論服務的。致良知說是對陸九淵心即理思想的發展。王陽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一般意義上的本體論的含義朱子主張知先行後、行重知輕。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雖然繼續了朱子重行的傳統，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評朱子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與理為二。他說：“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說知行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知是心之本體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發而為客觀具體的行動或事物，就是行。由這個認識出發，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緊密相聯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說。在當時社會上、在理學發展中的確有知而不行的情況存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對時弊有糾偏的意義。但是他強調知行合一說不是僅僅針對時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說明“知行之本體”。知行合一說強調道德意識本來就存在於人心中，這是道德的自覺性。它也強調道德的實踐性，認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關於物件的知識，而是道德的實現。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認識論方面的意義，但它首先講的是道德修養，對於後者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沒有深入研究。
這句話的意思為：以知為指導的行才能行之有效，脫離知的行則是盲動。同樣，以行驗證的知才是真知灼見，脫離行的知則是空知。出處：明·王守仁《傳習錄》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白話釋義：以知為指導的行才能行之有效，脫離知的行則是盲動。同樣，以行驗證的知才是真知灼見，脫離行的知則是空知。聖人的學問只有一個功夫，知和行不可以分開看作兩樣事情。 人們通常用這兩句話強調“知行合一”的重要性。擴充套件資料寫作背景：弘治五年，王守仁第一次參加浙江鄉試，與胡世寧、孫燧同榜中舉，其後，學業大有長進。但他越來越喜歡談論軍事，並且很會射箭。然而，二十二歲時考進士不中，內閣首輔李東陽對其笑道：“你這次雖然不中狀元，下一次科舉必定會中狀元，試一試為下一次科舉作個狀元賦。”王守仁拿起筆就完成了，朝堂上的元老們都很驚奇他的天賦才能。嫉妒他的人就開始議論說，這個年輕人如狀元及第，必然是目中無人。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劉瑾擅政，並逮捕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王守仁上疏論救，而觸怒劉瑾，被杖四十，謫貶至貴州龍場（貴陽西北七十里，修文縣治）當龍場驛棧驛丞。同時，他的父親王華也被趕出北京，調任南京吏部尚書。路途中，王守仁被劉瑾派人追殺，偽造跳水自盡躲過一劫。逃過追殺的王守仁暗中到南京面見父親王華，王華對他說：“既然朝廷委命於你，就有責任在身，你還是上任去吧。”隨後他踏上路途，來到貴州龍場，“萬山叢薄，苗、僚雜居”，龍場在當時還是未開化的地區。王守仁沒有氣餒，根據風俗開化教導當地人，受到民眾愛戴。在這個時期，他對《大學》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領悟。王守仁認識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他在這段時期寫了“教條示龍場諸生”，史稱龍場悟道。嘉靖元年（1522年），父親王華去世，王守仁回鄉守制。嘉靖三年（1524年），他受邀在稷山書院講學；嘉靖四年（1525年），又在紹興建立陽明書院，其弟子亦開始講學，傳播“王學”。同年，原配夫人諸氏去世，王守仁續娶張氏，並於次年喜得一子。文章賞析：闡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誠意的功夫等觀點，強調聖人之學為身心之學，要領在於體悟實行，切不可把它當作純知識，僅僅講論於口耳之間。中卷有書信八篇。回答了對於知行合一、格物說的問難之外，還談了王學的根本內容、意義與創立王學的良苦用心；講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時，也精彩地解釋了王學宗旨；回答了他們關於本體的質疑並且針對各人具體情況指點功夫切要。陽明結合自己純熟的修養功夫，提出本體功夫合一、滿街都是聖人等觀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學體系齊備。若要全面正確地把握王陽明"心外無理"及其他學說，深入地研究他的這些討論是十分必要的。正因為人心的本質是理，並且人能自覺到這種道德意識，所以人不需透過外物去認識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現。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認識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慾之蔽。王陽明認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認識了外物才有的。這個知是“良知”。他說：“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在他看來，朱子的格物窮理說恰恰是析心與理為二的。由此可見，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命題主要是為其修養論服務的。致良知說是對陸九淵心即理思想的發展。王陽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一般意義上的本體論的含義朱子主張知先行後、行重知輕。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雖然繼續了朱子重行的傳統，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評朱子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與理為二。他說：“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說知行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知是心之本體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發而為客觀具體的行動或事物，就是行。由這個認識出發，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緊密相聯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說。在當時社會上、在理學發展中的確有知而不行的情況存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對時弊有糾偏的意義。但是他強調知行合一說不是僅僅針對時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說明“知行之本體”。知行合一說強調道德意識本來就存在於人心中，這是道德的自覺性。它也強調道德的實踐性，認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關於物件的知識，而是道德的實現。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認識論方面的意義，但它首先講的是道德修養，對於後者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沒有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