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里安·派普（Adrian Piper）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女性藝術家之一（1948年出生於紐約），雖然與更年輕些的阿布諾維奇（1966年出生）相比，她在大眾中的聲名並不高，而且她的身上看上去似乎少了些許這個時代明星女性藝術家所“必備”的傳奇性和娛樂性，但她仿若與生俱來的沉穩使其睿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影響著她的觀眾。

派普的沉穩從她冗長的履歷中便可見一斑，在1969年獲得了純藝術Fine Art方面的文憑後，她又花了5年時間通過了她的哲學論文獲得了相關學士，又一個7年以後，她獲得了哲學博士文憑。而她的論文從題目《意識形態、衝突和政治自我意識》"Ideology, Confrontation, and Political Self Awareness" 中便能看到對於大型社會議題積極地思考傾向，她接受正規教育的時間長達27年（當然，這也是一個現代社會某環“病症”所在）。1987年成為美國第一個非裔美籍女哲學教授。2015年，這麼一位學術實踐兩不誤的女性藝術家，獲得了當代藝術最具分量展覽之一的威尼斯雙年展的金獅獎。

派普的路程並非偶然，早在上世界80年代，一批年輕的女性主義理論家們開始登上舞臺，1985年，後現代女性主義學者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發表了著名的《賽博格宣言：20世紀晚期的科學、技術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將希望寄託在新的社會秩序當中，賽博格神話便是支撐秩序的畫布，旨在構建一個多元的、界限模糊、重視衝突的社會，它同時又是一個女性主義寓言——開啟科幻大門的第一個人造生物：《弗蘭肯斯坦》的作者雪萊同樣是一位先鋒女性。扭曲醜陋的再造聯絡的是同樣的邊緣感。賽博格需要女性主動地終結她們的恐懼、焦慮和孤獨，投入到性別更模糊，意義更多元的活動中去，她們不以生育為目的（《使女的故事》），並非系統的累贅和附庸。哈拉維喊出：“我寧願成為一個賽博格，而不是成為一個女神”。1991年，澳洲出現了名為“維納斯母體”（VNS Matrix）的組織，併發布了《賽博女性主義宣言》。可以說，派普的時代也促使到參與到更為積極的女性主義行動和思考當中，並在強調身份性、種族差異、階級當中，找到屬於她個體化的表達和存在方式。

派普在15年得獎以後，一些大的藝術自媒體有過報道，這裡就不介紹其早年作品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尋。派普在威尼斯雙年展展出的作品題為“可能的信任登記：遊戲規則1-3”“The Probable Trust Registry: The Rules of the Game #1-3”，創造出一個類似於尋常登記臺的空間，而接待負責人則會將一份類似個人宣告的合同交於公眾，參與的觀眾，可以選擇簽下三份內容不同的合同其中之一，其內容分別是：我總會說到做到；我不會心口不一；什麼東西都買不起。

I WILL ALWAYS BE TOO EXPENSIVE TO BUY

I WILL ALWAYS DO WHAT I SAY I AM DOING TO DO.

I WILL ALWAYS MEAN WHAT I SAY.

這件作品創作於2014年，雙年展展出後，又在德國柏林等地展出（2017），例如柏林漢堡現代藝術博物館獨特的展廳空間更使得“註冊登記臺”具有儀式感，視覺上的超越和莊嚴也使得“自我承諾”特殊起來，這是一個關於信任，關於與自己抗爭和何解的作品。

派普的作品中總能看到一份冷靜的剋制，也許是因為她對於自身身份的個體化思考所致，也或許是自身身份帶來的客觀社會迴響下采取的被動姿態，推薦朋友們找些她的早期作品看看，結合其經歷和部分女性主義重要文字，來理解一個過去和正在發生的時代，並重新來看待今日的“性別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