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率全國文武大臣遷都南下。北方讓民軍和八旗軍互相爭奪。

第二，和清政府議和，騰出手來發展生產，專門對付民軍。

第三，發展工商業，廣開稅源，徵收茶稅、礦稅等充實國庫。

第一；不殺魏忠賢，這樣遼餉就不會強加在普通百姓頭上。不裁撤驛站，李闖和張獻忠的初期實力就不會太強。第二；繼續用孫承宗擔任遼東督師，閻應元為參軍。維持四面合圍之勢不用進攻守住就行另外收集一些遼東敢戰將士的名單。任命孫元化擔任山東巡府封鎖滿清的海上貿易之路並督造新型大炮。任命孫傳庭為山西巡府負責抄沒山西的漢奸八大家，封鎖雁門關阻止糧食大量進入滿清，並訓練3萬新軍。任命盧象升為平遼軍大元帥到陝西招募大軍7萬(消弱李闖和張獻忠的兵源)並挑選一些精銳加入平遼軍。第三；盧象昇平遼軍入駐寧遠，孫傳庭入駐山海關同時發力消滅掉遼東祖家的高階將領及死忠分子。收編其部眾並將一部分遼東將士掉到毛文龍揮下。第四；聯合蒙古的林丹汗，皮島的毛文龍加北韓軍和盧象升的平遼遼軍多面出擊(像彭越擾楚一樣拖死滿清)但不是決戰，只要拖上滿清2年就算是餓也能把滿清大軍給餓死。

放棄北方國土（特別是長城防線）退守江南一隅是最後考慮的下下策，尚存一線希望就千萬別這麼幹。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沒有燕雲十六州就別想固守中原，而中原一旦丟了淮河流域、川陝也很難保住，再接下來就是北方遊牧民族飲馬長江，並在時機成熟時大舉南下席捲江南。

首先是儘快收編農民軍，給其首領高官厚祿為朝廷賣命。以李自成、張獻忠為例，前者一直到率百萬大軍兵臨北京城下之際還在幻想崇禎帝能主動招安，給他個“西北王”的頭銜，可崇禎帝沒答應。張獻忠更是多次接受明朝招安，但這傢伙野心太大總嫌官小，休整一段時間後就再次起兵造反。

所以說，崇禎帝招安農民軍為其效命並非不可能，關鍵是籌碼、好處要給足。而且從後來南明小朝廷與大順軍、大西軍餘部一度“精誠合作”抗擊清軍的史實來看，在休慼相關的共同利益面前敵友轉換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難。

哪怕是出於眼前暫時利益收編農民軍，也可緩解燃眉之急——比如讓李自成、張獻忠率部去和八旗軍作戰，當然前提是有功必重賞；讓接受招安的農民軍去剿滅其他造反武裝；讓投誠農民軍中的部分老弱病殘解甲歸田以增加勞動力、減少不安定因素；以升官調任外地的方式將農民軍的一些部隊和將領分化出去，等等。

其次是整頓朱氏宗室，削奪其特權和部分財產。這個事看似有些冒險，實則很得人心——當時朱姓宗室已達數十萬之眾，除了極少數“賢王”，絕大多數都是敲骨吸髓、可勁搜刮民脂民膏的寄生蟲。

史載，無論是李自成還是張獻忠都透過進攻駐有明朝藩王的城市，奪取了驚人財富。比如張獻忠在1641至1644年先後沒收了至少10位明朝藩王的財產，其中武昌的楚王、長沙的吉王、重慶的瑞王、成都的蜀王都是有數百萬銀兩“家底”的大富豪，再加上農民軍繳獲的各地官府存銀，張獻忠在入川時手裡握有1000多萬兩白銀肯定沒問題。

別看這些藩王平時吆五喝六威風得很，但如果崇禎帝下決心要“削藩”，大部分地方官肯定樂意效命，因為他們對於這些驕奢淫逸的王爺同樣很不滿——比如末代瑞王朱常浩的王府在重慶，“年租銀”卻要陝西、河南、山西、四川各省分攤，上述省份的地方官早就叫苦不迭，只是礙於皇帝沒發話，所以不敢對這些藩王動手。就以明代中央集權的發達程度而言，崇禎帝根本就不用擔心這幫藩王被逼急了造反，真要有個別膽大妄為敢“扎刺”的，地方官員和駐軍就能短時間內將至一鼓盪平。

史載，光是一個蜀王每年的“地租銀”就能收近30萬兩，如果崇禎帝動真格拿這幾十萬宗室寄生蟲“開刀”，那麼每年起碼能給國庫節省、增收幾百萬乃至上千萬兩白銀。

第3招想比前2個難度要大得多——整頓江南特別是江浙地區的賦稅。明朝後期江南士紳集團（既是大地主，也是大工商業者）的拖欠乃至抵制繳稅的風潮愈演愈烈，由於他們手眼通天（朝中普遍有人）、沆瀣一氣，導致明廷大舉用兵增加賦稅的時候，竟然只能向最貧窮落後的大西北和災荒連年的中原地區徵收，結果就是逼反了李自成、張獻忠等陝北農民軍。

最後還有一招就是積極籠絡蒙古各部（同樣要捨得下本錢，比如和親送禮、嫁幾個宗室女啥的），從外線牽制清軍。

總之，崇禎帝要是能把上面3件事做好了，先將關內戰亂基本平息，然後恢復一下民力和元氣，有了錢就能養兵、練兵，就能提高部隊的裝備水平和戰鬥力，進而依託長城防線轉守為攻。清軍就算再勇猛，要對付一個緩過勁來的大明帝國只怕還沒那個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