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搞清楚這個問題，還是要先了解一下王安石變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變？想變成啥樣？

王安石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提出的關於變革的主張其實看起來還是不錯的，重點來講就是想讓大宋王朝富強起來。怎麼富起來呢？國家壟斷市場，國家投資農耕賺取收益，精簡軍隊和朝廷機構，改輪流服役為交錢免服役等等，總的來說他設計了一個雙贏的改革計劃，但是這個雙贏似乎只是他自己相信了，在王安石主持變法之初，就有大批計程車大夫明確的表示反對，因為王安石的改革觸動了幾乎是所有士大夫階層的既得利益。國家壟斷市場阻斷了買賣人的貿易自由，同時增加了商品流通的稅負，士大夫們當然不幹了，當時的一些著名計程車大夫包括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等社會名流和領袖都對王安石的變法持不同意見，以司馬光為最激烈。青苗法的實施過程又不理想，把自願貸款變成了強行攤派，而且二分利的貸款利息也顯得太貪心。

總結起來，王安石的變法有一個問題和一個不足，一個問題就是“與民爭利”，一個不足就是“執行跑偏”。所以他的變法最後被司馬光他們全部打回原形。

王安石的這個折騰，不管好心辦壞事還是欠考慮時機不成熟，都沒有起到什麼實質性的作用，反倒是帶來了一個對後世影響巨大的“政治毒瘤”，就是開啟了朝廷內部的“黨爭”先河。同時，在北宋滅亡後，南宋的皇帝還是把北宋的滅亡的鍋紮紮實實扣在了王安石的頭上。他們甚至取消了王安石“配享太廟”的榮譽稱號，徹底把他打成了“千古罪人”，直到近代，才把王安石作為“法家的代表”重新評價。

所以說，理想主義者王安石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環境下把本來還有實質意義的挺好的變法給辦砸了。

一副好牌，讓人摳底了。

其實從王安石變法參與人物的遭遇和生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1.當時王安石變法可以說觸動了除皇帝以外所以其他統治階級的利益，包括貴族，官僚，鄉紳。。。。。真正得利的只有皇帝和部分平民。

2.王安石等人過於“君子”了，心慈手軟，但是保守派上臺一律把維新派往死裡整！如果說變法導致黨爭這個我是不贊同的，倒是變法時的黨爭讓保守派更沒有底限了，在以後的權力鬥爭中顯得無所不用其極！

3.其實中國古代從秦朝之後進入帝國時代，國家興衰幾乎可以由皇帝一人可斷，明朝有過短時期的文官政治，但只要皇權翻身一次，就是一次大倒退，嘉靖和萬曆！北宋滅亡，宋徽宗本人才是最大的責任，執掌天下的權利，當然要負起責任！

4.北宋亡於統治階級的集體腐朽而導致的國家虛弱，王安石變法只是當年有識之士對於北宋王朝的一次失敗自救行動，如此而已！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宰相，組織領導變法，時間在1070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又再次起用為宰相，領導變法，雖然不久后王安石又被罷相，但王安石的變法主張與變法措施，在宋神宗去世前都未曾改變，也就是說，宋神宗當政16年，王安石變法在北宋至少持續推行了16年，一個推行了這麼長時間的改革，對朝廷和經濟社會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王安石的改革，針對宋神宗時期的財政薄弱、軍事軟弱、人才凋敝、生產落後這些問題，提出和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舉措，包括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明經取士等等，無一不是針對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弊端而採取的措施。

透過一段較長時間的變法改革後，“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最突出的就是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到宋神宗後期，國庫積蓄甚至可以提供朝廷20年的開支，對之前的“積貧”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同時，裁兵法、將兵法的推行，提高了士兵素質和軍隊的戰鬥力；方田均稅法解決了地主購地而不繳田賦的弊病，增加了財政收入；保馬法改變政府自養戰馬的狀況，請民兵和富戶領養，政府出錢補助，使戰馬質量和數量得到提高，以前政府養馬，一年僅出一千多匹，改革後一年最多時甚至出產戰馬3萬多匹戰馬；軍器監法增加了武器產量；保甲法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其他官制、教育、科舉、法制等方面的改革還有很多。

總之，王安石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的積貧積弱局面，這才有了元豐年間宋朝五路大軍討伐西夏的戰爭，有了財力和軍力，才可能主動發動戰爭，沒錢沒兵肯定不會主動發兵征討，而這些充足的財力和強大的軍力，則得益於王安石的改革。

梁啟超曾這樣評價王安石：“以餘所見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嶽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若乃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其評價之高，真是高山仰止！

至於有些人將北宋滅亡的原因歸於王安石變法，這也印證了梁啟超的話：“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