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在中國當下是個褒義詞。因此，一些媒體競相以“理性”自我標榜；一些人貶責論敵時常常痛斥對方“非理性”、“情緒化”。“理性”，一般來說是好的；尤其當它針砭的是偏激、狂熱、蠻不講理、“不過腦子”等物件時。但是，“理性”並不是至上的，並不是壓倒一切的。
從文化常識上講，“理性”的極致是“科學”，但“科學”一旦變成了“科學主義”，完全排斥“非科學”的宗教信仰等的社會價值，那就是褊狹有害的。
從哲學史常識講，從19世紀後半期以來，將“理性”奉為至尊寶的“理性主義”已受到學術界的廣泛質疑。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
（1859—1941）倡導的生命哲學就是對現代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文化思潮的反撥。他貶低理性，認為只有透過直覺才能體驗和把握到生命惟一真實的本體性的存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又可以叫“直覺主義”。他的學說對現當代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等都有深刻的影響。瑞典學院評價他“穿過理性主義的華蓋，開闢了一條通路”，對人類思想解放具有重大貢獻，將192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他。此外，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炙手可熱的弗洛依德，大講人的潛意識和原欲，那也是關於“非理性”的學說。
久蓄於胸，而今才動手寫這篇短文，是因為昨天讀到一篇題為《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文章，終於忍不住了。
該文作者是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我贊成他的這個說法：“對一個民族來說，大眾情緒是一種血性，有它的價值，但僅有情緒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學會理性的思考問題。”理性地思考當然好，但是若以理性思考來排斥大眾的直覺判斷，乃至試圖以此限制公眾的發言權則是不可接受的。
作者認為理性思考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對於他所說的“換位思考”、“可行性”、“向前看”這三方面本文不予置評，單說其中一點。他認為：“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優劣時，必須講事實，擺道理，實證資料和邏輯分析相結合，而不能以感覺代替事實，用直覺判斷代替邏輯推理”。顯然，他是輕視直覺判斷的。
然而，事實是，普通人的直覺判斷有可能比專家學者的實證資料和邏輯推理更接近於真相。比如，那些“論證”醫改是成功的、教改是成功的、中國的貧富差別並不大的管理部門新聞發言人和學者，可以搬出一大堆資料，講得振振有辭，其可靠性終究不如老百姓來自生活的感受和直覺。最典型的例子，莫如何祚庥院士證明中國礦難多發的原因主要不是由於權錢勾結（或曰“官煤勾結”）的腐敗充當了“保護傘”。他搬用他的專業知識，測算出兩個資料，“每百萬小時勞動時間的死亡人數”，美國是0.188人，中國是0.266人，由此得出他的邏輯分析結論是：“中國的每一位煤礦礦工，在井下作業過程中，所遭遇的風險機率其實僅和美華人差不多，亦即比美國多41%！”並進一步推論，抨擊礦業中腐敗現象的人“實質上是攻擊”現政權。（參見何的網文《揭露偽新聞（九）》）請問：這樣的“資料”與邏輯公析，與國家安監總局、湖南婁底市等部門和地方領導人以及廣大民眾對礦難原因的“直覺”，哪一個更符合事實？如果何院士的結論成立，中央和地方政府今年大可不必繼續大抓官員從煤礦撤股和煤礦安全督察了。
小到一件具體的案例，大到治國安邦的決策，理性和直覺都不可偏廢。不講實行陪審制度的司法實踐了，單說世界上那麼多國家的領導人的決策。比如美國總統，他在作出一項重大決策之前，要求有關專家顧問拿出資料，作出模型，進行邏輯分析研究，但最終拍板，靠的還是他的直覺，因為他不可能對工業、農業、金融、航天、戰爭諸方面都有超過專家的專業能力。
以這位經濟學家的本行來講，所謂“看不見的手”，一方面是承認“經濟人”有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另一方面則是對普通人憑本能和直覺逐利的高度信任，對所謂經濟的“自發性”和社會的“自組織”能力的高度認同。“人民公社制度”為什麼解體？農民不懂產權理論，不知“科斯定理”，可是他們憑本能和直覺知道，種產權明晰的“自留地”和承包田，產量一定高過“一大二公”的集體所有制。在工業領域，不要說中國的所謂“計劃經濟”只是長官拍腦袋定指標的“命令型經濟”，就是達到前蘇聯那樣高水平的“理性”，計劃資料嚴謹、邏輯嚴密，那也搞不過更看重經濟個體憑“直覺”決策的市場經濟。
我不想指責那些動輒強調“實證資料”和“邏輯推理”的專家學者意在堅持知識精英壟斷話語權；寧肯認為是他們的傲慢和自大使然。此外，我發現在當下中國有一個怪現象，即理工出身的人瞧不起搞文科的，認為後者不懂邏輯拿不出資料，只會空對空；而文科出身的也瞧不起理工出身的，說他們是“機器人”，缺少“人文關懷”。同在文科，搞社會科學的與搞純人文或藝術的，又互相輕視。比如，搞哲學的頗瞧不起搞文學的。這種種傲慢與偏見，幾乎不加掩飾地表露在各方的文字中。這是題外話，點到為止。
“理性”，在中國當下是個褒義詞。因此，一些媒體競相以“理性”自我標榜；一些人貶責論敵時常常痛斥對方“非理性”、“情緒化”。“理性”，一般來說是好的；尤其當它針砭的是偏激、狂熱、蠻不講理、“不過腦子”等物件時。但是，“理性”並不是至上的，並不是壓倒一切的。
從文化常識上講，“理性”的極致是“科學”，但“科學”一旦變成了“科學主義”，完全排斥“非科學”的宗教信仰等的社會價值，那就是褊狹有害的。
從哲學史常識講，從19世紀後半期以來，將“理性”奉為至尊寶的“理性主義”已受到學術界的廣泛質疑。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
（1859—1941）倡導的生命哲學就是對現代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文化思潮的反撥。他貶低理性，認為只有透過直覺才能體驗和把握到生命惟一真實的本體性的存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又可以叫“直覺主義”。他的學說對現當代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等都有深刻的影響。瑞典學院評價他“穿過理性主義的華蓋，開闢了一條通路”，對人類思想解放具有重大貢獻，將192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他。此外，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炙手可熱的弗洛依德，大講人的潛意識和原欲，那也是關於“非理性”的學說。
久蓄於胸，而今才動手寫這篇短文，是因為昨天讀到一篇題為《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文章，終於忍不住了。
該文作者是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我贊成他的這個說法：“對一個民族來說，大眾情緒是一種血性，有它的價值，但僅有情緒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學會理性的思考問題。”理性地思考當然好，但是若以理性思考來排斥大眾的直覺判斷，乃至試圖以此限制公眾的發言權則是不可接受的。
作者認為理性思考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對於他所說的“換位思考”、“可行性”、“向前看”這三方面本文不予置評，單說其中一點。他認為：“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優劣時，必須講事實，擺道理，實證資料和邏輯分析相結合，而不能以感覺代替事實，用直覺判斷代替邏輯推理”。顯然，他是輕視直覺判斷的。
然而，事實是，普通人的直覺判斷有可能比專家學者的實證資料和邏輯推理更接近於真相。比如，那些“論證”醫改是成功的、教改是成功的、中國的貧富差別並不大的管理部門新聞發言人和學者，可以搬出一大堆資料，講得振振有辭，其可靠性終究不如老百姓來自生活的感受和直覺。最典型的例子，莫如何祚庥院士證明中國礦難多發的原因主要不是由於權錢勾結（或曰“官煤勾結”）的腐敗充當了“保護傘”。他搬用他的專業知識，測算出兩個資料，“每百萬小時勞動時間的死亡人數”，美國是0.188人，中國是0.266人，由此得出他的邏輯分析結論是：“中國的每一位煤礦礦工，在井下作業過程中，所遭遇的風險機率其實僅和美華人差不多，亦即比美國多41%！”並進一步推論，抨擊礦業中腐敗現象的人“實質上是攻擊”現政權。（參見何的網文《揭露偽新聞（九）》）請問：這樣的“資料”與邏輯公析，與國家安監總局、湖南婁底市等部門和地方領導人以及廣大民眾對礦難原因的“直覺”，哪一個更符合事實？如果何院士的結論成立，中央和地方政府今年大可不必繼續大抓官員從煤礦撤股和煤礦安全督察了。
小到一件具體的案例，大到治國安邦的決策，理性和直覺都不可偏廢。不講實行陪審制度的司法實踐了，單說世界上那麼多國家的領導人的決策。比如美國總統，他在作出一項重大決策之前，要求有關專家顧問拿出資料，作出模型，進行邏輯分析研究，但最終拍板，靠的還是他的直覺，因為他不可能對工業、農業、金融、航天、戰爭諸方面都有超過專家的專業能力。
以這位經濟學家的本行來講，所謂“看不見的手”，一方面是承認“經濟人”有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另一方面則是對普通人憑本能和直覺逐利的高度信任，對所謂經濟的“自發性”和社會的“自組織”能力的高度認同。“人民公社制度”為什麼解體？農民不懂產權理論，不知“科斯定理”，可是他們憑本能和直覺知道，種產權明晰的“自留地”和承包田，產量一定高過“一大二公”的集體所有制。在工業領域，不要說中國的所謂“計劃經濟”只是長官拍腦袋定指標的“命令型經濟”，就是達到前蘇聯那樣高水平的“理性”，計劃資料嚴謹、邏輯嚴密，那也搞不過更看重經濟個體憑“直覺”決策的市場經濟。
我不想指責那些動輒強調“實證資料”和“邏輯推理”的專家學者意在堅持知識精英壟斷話語權；寧肯認為是他們的傲慢和自大使然。此外，我發現在當下中國有一個怪現象，即理工出身的人瞧不起搞文科的，認為後者不懂邏輯拿不出資料，只會空對空；而文科出身的也瞧不起理工出身的，說他們是“機器人”，缺少“人文關懷”。同在文科，搞社會科學的與搞純人文或藝術的，又互相輕視。比如，搞哲學的頗瞧不起搞文學的。這種種傲慢與偏見，幾乎不加掩飾地表露在各方的文字中。這是題外話，點到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