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基於意識形態，不管是為了“送禮物”，還是“扶貧”，丁元英深知這次出手，必將是拔刀見血，誤傷無辜。從他甘願受罰也要退出私募基金這一點來看，他的目的不在物質，也不在其他，只是求一個心安，而這次出手，不但沒止住私募基金帶來的不安，反而雪上加霜，所以這是他的一種自救的意識；

二是基於文化的對稱，在中國佛教文化是可以教化人心，是可遠離一切貪嗔痴的。而這一次所謂的“扶貧”，是承諾芮小丹的一個禮物禮物開始的。他深知這個禮物，對芮小丹來說是精神的，是神奇的，是美好的。而丁元英的認知，在起心動念處也是這樣想，但現實規劃運作過程中，卻容不得他太感性，他必需要面對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還有隨之而來的各種風險，基於這一點他是“狼性十足”的，而造成丁元英這種兩面性的根源，便是他對芮小丹的嗔愛。”遠離於愛者，無憂亦無怖“，他愛了，他的執念便是他的因果，因果的根源在性，性在悟，悟在”阿迷陀佛“；

三是基於社會認知，丁元英知道，這次的運作，從商業運營角度來講，是勝券在握的，但他同時又知道，從社會文化、行業發展角度來講，這就不是一個丁元英可以掌控的了。格律詩一面世，業界內多了個新生，按照生老病死的規律推演，一定是在業界的某一地方又多了一個”舊人“或”病人“，這原本是自然規律，但格律詩的出現，加快了這種格局的變化，也就打破了某些人的邏輯節奏，必然會發生一些突發狀況，這種結局對社會的影響不知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正如林雨峰所說”毀掉了一個民族品牌“，但這決不是丁元英的本意，矛盾於此。

到底是何種原因，不去過多考察，總而言之，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公司，做任何事都是會從這個維度去衡量的：內心、他人、社會。

這個“心安”的答案應在與林雨峰的對話之中。林言，你這才可惡，你（丁）什麼都知道卻什麼都做了！

可能有人會說七個人的生命大於一個人的，應該搬向一個人，一個人死總好過七個人死。這是人的功利考慮。從天道一個人的價值與七個人的價值是等同的。無論一個人還是七個人的生命都是一樣的。這是人無法求得心安的選擇，搬道叉的人無論搬向哪一邊都將承受巨大的心理陰影，其實丁元英就是那個搬道叉的人。我當初給的答案是“天選”，人是無權也無法選擇的，那只有聽天由命借我的手做了“天”的選擇。無論誰死誰活都不是我的決定。是“天”“道”“神”“如來”“規律”的選擇。

我當時是有逃避責任的狡黠，但我沒有更好解脫責任的方法。

丁元英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殺富濟貧”

貧富於天道無二，你殺是害命，你不濟也是害命。兩難選擇，如果你說兩害相較取其輕！那是人道不是天道。

丁的五臺問道便於此，求心安也於此。

野狐禪不落因果，不昧因果就是心安。

另一層，我妄測。丁是相信因果律的，起心動念必有迴響。如果這心是丁元英起，丁能承受，他已然自知入不得窄門，過不門檻，有下地獄的準備，但這心是芮小丹起的，他可以不怕，可以承擔，但他有愛了，他承受不了惡果發生在芮小丹身上。在此事運作的過程中於法於理都把他人（歐陽雪，葉曉明，劉冰，馮世結）的責任考慮清楚了。他其實做的只是一個幕後操盤手，完全在法理上不負責任，但他負了而且是以生命為賭注。他偉大於此，也委屈於此。玄智大師知道他怎麼想的，他全知道但又必須去做，他求得只是一個明白他的人給予的“心安”或安慰而已。

丁元英再做一件打破原有狀態和規律的事——殺富濟貧。原本音響界的巨頭，沒有什麼過錯，無故的被“殺”了，這改變了一個原本按照規律執行的正常狀態。丁元英再做一件人為操作的事情。他有這個能力，但他本不應該這樣做，也沒有這個必要。

去寺廟不是簡單的為求心安，是要找到另一個平衡點——那些“小人物”因為自身的原因最終將自己都淘汰了。如果丁元英把這件事做成了巨頭滅亡，而小人物取而代之，一夜暴富。那他確實只是為了求心安，並且這個心安是自欺欺人的。

丁元英的做法是，新開了一扇門，讓所有的人自己選擇。

丁元英全知道但又必須去做，他求得只是一個明白他的人給予的“心安”或安慰而已。

丁元英的五臺問道便於此，求心安也於此。

丁元英為什麼去做這件事情連自己也犯糊塗，為女人？為顯本事？所以他心不安。最後連他女人的命都陪上了。這個是他想不到的。主意是女人出的，因果迴圈當然要顯現在女人身上。

爭取的事情都是善果，未爭取的事情都是惡果。善是普渡自己普渡眾生，惡即是罪惡對自己是有罪的對他人也是有罪的，為什麼庸人自擾之？平庸人煩惱多，因為他未主動爭取埋下惡果，必然需要懺悔贖罪。人之初性本惡，人是環境的產物，說明惰性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