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你的說法，我們得出以下結論:你說歷史上有袁崇煥這個人，你跟他熟麼？袁崇煥是清朝平反的明朝抗清將領。清朝文字獄那麼嚴苛，能平反的都是被認可的，所以袁崇煥其實是完全虛構的。

華人辦案是不講證據的。袁崇煥賣糧給蒙古人是事實，蒙古人轉賣給後金是或許有。袁崇煥殺毛文龍是事實，殺毛是議和條件是或許有。請求入城是事實，入城後意欲圖謀不軌是或許有。軍中有喇嘛是事實，喇嘛或許是戰士，或許是翻譯，或許是奸細，就由你猜。至於袁崇煥盜賣軍械，箭射滿桂，沒人看見不要緊，寫書的又有誰不編點奇聞異事？

兵部行督師袁崇煥題稿

兵部為夷情事，職方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

督師尙書袁題稱，準兵部諮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奉聖旨：“據報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東夷，籍寇資盜，豈容聽許你部一面行？督撫官加謹堤備。仍著袁崇煥、喻安性詳加計度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備諮到臣，該臣會同薊遼總督喻查得：“哈喇愼三十六家原在薊、遼撫賞，仇於虎而未與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彥黃臺吉，據其故穴，彥死之。而我不能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以自固。且夷地荒旱，粒食無資，人俱相食，且將為變。夫遼已能抗奴，夷卽變奚為？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回，萬一夷為嚮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臣是以招之來，許其關外高臺堡通市度命。但只許布米易換柴薪，如違禁之物，俱肅法嚴禁。業責其無與奴通，各夷共謂，室如懸罄，不市賣一二布帛於東，何繇藉其利以餬口？寧願以妻子為質，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哀求備至，各置妻子於高臺堡邊外，歷歷也。臣親出諭之見其窮迫所為，若絕其活命之方，則立斃之也。夷肯坐以待斃乎？即飢之、窘之，可空其類乎？不可空則不必府怨，而驅其與奴合。況我天啟二年敗回，關內外告飢，督臣王象乾行臣賞三十六家，令其馱米糧來市賣，每日百車，而數十車軍民利之，我歉會因其食，彼歉我屯其膏。於義未愜不如，因而樹德存數種於外，他夷入犯我得藉作藩籬，總在駕馭，有法若能戢春暴而柔其心，彼將為我用之，不暇寧有他心。今諸夷指天說誓，必不忘中國，此夷受撫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來，未嘗生事。此時我兵馬盔甲未備，只合籠絡，俟修飭旣周，且驅諸夷而用之，如不為我用，另有法以處。何敢以虜遺君父而貽釁封疆也。事屬軍情不敢發抄，再三計度合詞奏聞，等因。

奉聖旨：“西夷通奴，譏防緊要，奏內各夷市賣布帛於東，明是接應，何以制奴？著該督撫嚴行禁止其招來屬夷。果有飢困，查明部落多寡，計口量許換米，不得賣與布帛及夾帶禁物。路將等官倍加偵察，如有疎違以通夷論罪，該部知道。欽此！”

崇禎接到他人奏報，有蒙古人將物資轉給了後金，於是問責袁巴圖魯。而袁巴圖魯抗辯：先是以薊門薄弱為理由，害怕這些蒙古人導奴入侵；接著是又說這些蒙古人保證不會與奴通。但是自己又說漏嘴了，“各夷共謂，室如懸罄，不市賣一二布帛於東，何繇藉其利以餬口？”，這些蒙古不將物資“市賣於東”是沒法賺取利差以便買糧餬口的。因此，崇禎極為生氣，叫停隨意賣糧，只許“口量計”，否則就是“通夷罪”論處！這就是“市米資盜”罪的來源。

有袁吹子打滾，居然毫無廉恥的說“市賣於東”的東是其他蒙古部落，還更無恥的還想教育說蒙古人分了很多部落。沒錯，蒙古確實分了很多部落。但當時的蒙古大汗林丹汗在天啟七年西遷，而西遷的一個理由就是東翼的蒙古部落，比如內喀爾喀五部等都投靠了後金，成了後金的鐵桿，也就是說這東邊全是後金！這吹子連當時的關外蒙古形勢，基本是無知的。

東翼蒙古部落在林丹汗的瘋狂武統下，只得投靠後金。比如科爾沁（不是喀喇沁），於1624年乾脆的拋棄了林丹汗；內喀爾喀的五部在林丹汗和後金的夾攻下灰飛煙滅，只剩下巴特林部和扎魯特部，而內喀爾喀曾經求助林丹汗對抗後金被拒絕；奈曼和敖漢夾在林丹汗和皇太極勢力之間，他們為緩解兩者間的對立關係（林丹汗軍事上無法對抗後金），甘願充當調停者角色，結果反而被林丹汗認為有異心而被討伐，只得被迫投靠後金……而袁吹子們喪心病狂的把這些全栽贓給崇禎，冤枉是崇禎停止撫賞導致了蒙古部落投靠後金。

林丹汗西遷後，為吞併宣大的撫賞而大破土默特和喀喇沁。林丹汗西遷前，原撫賞地本來在廣寧，但廣寧丟失加上其商隊也經常被朵顏人（喀喇沁和土默特部領導下）打劫（如果從關寧領取撫賞）。之後朵顏人於崇禎元年發動趙城之戰，之後向後金請求軍事支援，八月幾方盟誓，九月皇太極親征察哈爾。

而明朝早在崇禎元年就得到了這些蒙古部落投靠後金的情報。而袁巴圖魯還幻想著賣糧去拉攏——既對付不了後金也幹不過蒙古。可惜的是，蒙古人對後金伐明的命令也不敢不遵從，畢竟沒有哪個實力——否則就不需要向後金請求軍事援助搞林丹汗了。

其他關於賣糧的資料，還有陳仁錫的記載，而計六奇不過是抄錄或者傳聞而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