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個人的理解，這首詩的詩眼是“我被聰明誤一生”，而並非後兩句。這首詩，他所想表達的不是抱怨，也不是憤怒，而是對自我價值的肯定，一種基於逆境而對人生的深度思索而趨於恬淡的探索。這是蘇軾處世之道建立的開端。
為什麼會有此感嘆，蘇軾到底經歷了什麼，這就成了理解這首詩的重要前提。
這首詩作於元豐六年十月（1083）謫居黃州，即經歷烏臺詩案（1079）被落職黃州就團練副使的黃州，也是“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黃州，這一年蘇軾46歲，幾個月以後他就要赴任汝州。所謂烏臺詩案，即熙寧元豐變法黨爭的一個產物。蘇軾在變法中大致可以說偏向舊黨，因此見到變法中的一些弊端，創作了一些諷刺變法的詩歌，就被變法的實際負責人呂惠卿等人捉住腳，下獄而成烏臺詩案。蘇軾當年以制科考試“能直言直諫”策題的第一名入仕，在宋朝“大丈夫感激論天下事”計程車風影響下，加之深受儒家“詩教諷諫說”的薰陶，雖然自己的詩歌諷刺是有些意氣之爭，但要因此而淪落階下囚，行動處處受到監視，還是一時讓人難以接受。
理想和現實的背反是人類恆久的困惑，起初這境地實在讓他有些困惑不解，不僅是對世事反覆無常，更是對自己一直以來所信仰的觀念的懷疑，早先的蘇軾無疑是苦悶而不解的。《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均作於1081年）就充分展示了這種懷疑，無論是“揀盡寒枝不肯棲”的無所皈依，還是“世事一場大夢”的真幻冷暖不定，歸之在於對自我價值的思考，因為不能充分肯定自我的合理性和正確性，在詞中就充分表達了對自我的懷疑和質問。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蘇軾並非完全頹靡不振，他也在尋求解脫和超越之道。作於元豐五年（1082）年的《赤壁賦》和《後赤壁賦》就可以看到蘇軾對處世之道探索的答案。那就是以不變應萬變，則“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而要：
意思就是以不變應萬變，那就是自我鎮定，超越無常人生的悲苦，處變不驚，失志而不失意，以化解憂生貧窮，這一探索在後來謫居嶺南時又被髮揮到了極致，而能超脫達觀至於天地境界。作於同時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所代表的豪放氣勢便是英雄本色的迴歸。那麼作於元豐五年十月的《示兒》同樣也是這一時期的探索答案。
“我被聰明誤一生”，還沒到知天命之年呢，其實也算不上一生，算是一種戲語。所謂的聰明也不是“自作聰明”，是行士大夫之道，奮發蹈厲，感激論事，更何況還有為民請命的成分在裡面，是一種責任所在，因而被奸人陷害落職就不再是憂患之語，而成為價值的肯定。同樣慶曆改革，范仲淹三次被貶，歐陽修就稱頌范仲淹越貶越光榮，而有“三光”之美譽。作為歐陽修的高足，蘇軾不可能不受此士風意氣激勵。另外，蘇軾仰慕韓愈，韓愈作文有“小譏小好，大譏大好”的自我期許，並不尋求世俗的認同。因為被俗世的認同就意味著同流合汙，解構自我，蘇軾所謂的“我被聰明誤一生”在已經找到超越之法的背景解讀下，“所誤”就傾向於正面價值的建構，就變成了對自我價值“聰明”的肯定。惟其“聰明”方能堅持自我。後人所評此事“玩世嫉俗”則更傾向於玩世。
“但願孩兒愚與魯，無債無難到公卿"是希望子嗣不要走我的老路，愚笨度世，我也覺得不合適。若是希望孩子平安，又何必要到公卿之高位，隱居度日遠離政治之爭豈不更好？還得解釋”愚與魯“。作為對立面的聰明有很多種，第一是大聰明大智慧，以國家蒼生為念，也就是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文人的最高價值所在。還有就是小聰明，則蠅營狗苟、顛倒是非、惟個人前途為是非，傾軋報復。“愚與魯”無疑則是這種聰明的對立面。“正是正話反說，希望不要作那黑白顛倒的小人，秉承本心，去那公卿之位去實現自我的理想和價值吧。結合蘇軾後來的興蘇堤、辦學校，拯救災民和溺嬰等，他確實也在忠實地履行一個文官的責任，以蒼生為念即行士大夫之道。
如果說蘇軾希望讓孩子成為只是享受榮華富貴的高階政府官員，那不是蘇軾，蘇軾一生頗不以富貴為掛礙，”讀書仕官“仍然是報國之道，或者說是”無災無難“鑑於黨爭之激烈而對清明政治生態的期許倒更貼合其意。當然“愚且魯”也有以不變應萬變的意思。
因此，個人則傾向於蘇軾在經歷黃州的掙扎後，再回頭反思這一思想鬥爭歷程，並非憤怒和譏諷，而是正向的解脫和價值的建構，因為苦難而找到了自我解脫之道，因為過程太痛苦並不想自己的孩子經歷，但希望子嗣秉承本心，勿做奸邪反覆之人，在一個清明之世去實現讀書人的理想，或許更合適一點。
按照我個人的理解，這首詩的詩眼是“我被聰明誤一生”，而並非後兩句。這首詩，他所想表達的不是抱怨，也不是憤怒，而是對自我價值的肯定，一種基於逆境而對人生的深度思索而趨於恬淡的探索。這是蘇軾處世之道建立的開端。
為什麼會有此感嘆，蘇軾到底經歷了什麼，這就成了理解這首詩的重要前提。
這首詩作於元豐六年十月（1083）謫居黃州，即經歷烏臺詩案（1079）被落職黃州就團練副使的黃州，也是“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黃州，這一年蘇軾46歲，幾個月以後他就要赴任汝州。所謂烏臺詩案，即熙寧元豐變法黨爭的一個產物。蘇軾在變法中大致可以說偏向舊黨，因此見到變法中的一些弊端，創作了一些諷刺變法的詩歌，就被變法的實際負責人呂惠卿等人捉住腳，下獄而成烏臺詩案。蘇軾當年以制科考試“能直言直諫”策題的第一名入仕，在宋朝“大丈夫感激論天下事”計程車風影響下，加之深受儒家“詩教諷諫說”的薰陶，雖然自己的詩歌諷刺是有些意氣之爭，但要因此而淪落階下囚，行動處處受到監視，還是一時讓人難以接受。
理想和現實的背反是人類恆久的困惑，起初這境地實在讓他有些困惑不解，不僅是對世事反覆無常，更是對自己一直以來所信仰的觀念的懷疑，早先的蘇軾無疑是苦悶而不解的。《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均作於1081年）就充分展示了這種懷疑，無論是“揀盡寒枝不肯棲”的無所皈依，還是“世事一場大夢”的真幻冷暖不定，歸之在於對自我價值的思考，因為不能充分肯定自我的合理性和正確性，在詞中就充分表達了對自我的懷疑和質問。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蘇軾並非完全頹靡不振，他也在尋求解脫和超越之道。作於元豐五年（1082）年的《赤壁賦》和《後赤壁賦》就可以看到蘇軾對處世之道探索的答案。那就是以不變應萬變，則“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而要：
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意思就是以不變應萬變，那就是自我鎮定，超越無常人生的悲苦，處變不驚，失志而不失意，以化解憂生貧窮，這一探索在後來謫居嶺南時又被髮揮到了極致，而能超脫達觀至於天地境界。作於同時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所代表的豪放氣勢便是英雄本色的迴歸。那麼作於元豐五年十月的《示兒》同樣也是這一時期的探索答案。
“我被聰明誤一生”，還沒到知天命之年呢，其實也算不上一生，算是一種戲語。所謂的聰明也不是“自作聰明”，是行士大夫之道，奮發蹈厲，感激論事，更何況還有為民請命的成分在裡面，是一種責任所在，因而被奸人陷害落職就不再是憂患之語，而成為價值的肯定。同樣慶曆改革，范仲淹三次被貶，歐陽修就稱頌范仲淹越貶越光榮，而有“三光”之美譽。作為歐陽修的高足，蘇軾不可能不受此士風意氣激勵。另外，蘇軾仰慕韓愈，韓愈作文有“小譏小好，大譏大好”的自我期許，並不尋求世俗的認同。因為被俗世的認同就意味著同流合汙，解構自我，蘇軾所謂的“我被聰明誤一生”在已經找到超越之法的背景解讀下，“所誤”就傾向於正面價值的建構，就變成了對自我價值“聰明”的肯定。惟其“聰明”方能堅持自我。後人所評此事“玩世嫉俗”則更傾向於玩世。
“但願孩兒愚與魯，無債無難到公卿"是希望子嗣不要走我的老路，愚笨度世，我也覺得不合適。若是希望孩子平安，又何必要到公卿之高位，隱居度日遠離政治之爭豈不更好？還得解釋”愚與魯“。作為對立面的聰明有很多種，第一是大聰明大智慧，以國家蒼生為念，也就是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文人的最高價值所在。還有就是小聰明，則蠅營狗苟、顛倒是非、惟個人前途為是非，傾軋報復。“愚與魯”無疑則是這種聰明的對立面。“正是正話反說，希望不要作那黑白顛倒的小人，秉承本心，去那公卿之位去實現自我的理想和價值吧。結合蘇軾後來的興蘇堤、辦學校，拯救災民和溺嬰等，他確實也在忠實地履行一個文官的責任，以蒼生為念即行士大夫之道。
如果說蘇軾希望讓孩子成為只是享受榮華富貴的高階政府官員，那不是蘇軾，蘇軾一生頗不以富貴為掛礙，”讀書仕官“仍然是報國之道，或者說是”無災無難“鑑於黨爭之激烈而對清明政治生態的期許倒更貼合其意。當然“愚且魯”也有以不變應萬變的意思。
因此，個人則傾向於蘇軾在經歷黃州的掙扎後，再回頭反思這一思想鬥爭歷程，並非憤怒和譏諷，而是正向的解脫和價值的建構，因為苦難而找到了自我解脫之道，因為過程太痛苦並不想自己的孩子經歷，但希望子嗣秉承本心，勿做奸邪反覆之人，在一個清明之世去實現讀書人的理想，或許更合適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