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遊玩全國著名景點，看遍各地山山水水，品嚐各地特產，瞭解各地水情，逍遙自在。如果用馬出遊雖快，但馬背上能放多少東西？並且騎馬要有一定的本領，否則會有風險。而騎馿既安穩，又可以駝行旅，是一舉多得的出行工具。

馬，行動快，高大上，適合軍人武夫。

驢矮小溫順行走慢，適合文化詩人氣質，比馬忠實。

騎驢看唱本，原意是講雅士文人的風采，悠然自得，騎毛驢過鬧市，不為鬧市所動，而是有滋有味地讀唱本，看《西廂記》、《牡丹亭》。不是風流才子，有此情懷？！

李白、白居易、王維等大詩人都騎過驢，體驗過諸葛亮“騎驢過壩橋，獨探梅花瘦”的感觸，但中國文學史上恐怕沒有一位文人能像杜甫一樣，一騎就騎了30年毛驢。有後人考證，說杜甫沒有騎過三十年毛驢，只騎過十三年。

據說李白失意時曾騎驢遊華陰縣，縣宰認不得他，他也不報姓名，只說“曾令龍巾拭吐，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陰道上不許騎驢？”

縣官腦中一檢索，再一對比騎驢之人的外貌，這才認出是李白，趕忙恭敬請他透過。

現在陝西山西河北這些地方也是驢多產區，古代文人也多在這一文化繁盛地帶活動，馬更合適農耕作戰，因此文化人和馬匹多少無緣。

在驢背上，在悠然自得中，詩人詩興大發，文如泉湧。

不是他們愛驢，而是他們別無選擇，能用馬肯定用馬，騎馬多快多威風啊，或者坐馬車也不錯。

在古代馬是國家管控的戰略物資，就跟坦克的功能差不多，一般老百姓甚至是商人是沒資格用的，能用馬的身份地位都是不一般的。所以一般老百姓只能用驢或者用牛，而他們出遠門旅遊肯定不能用牛。因為牛都是種地的老百姓用的，牛的主要功能是耕地，偶爾出個近門可以，出遠門用牛，牛的作用就浪費了，政府也是絕對禁止的。因此合適的工具只有用驢了！更窮點的只能靠雙腿走了！

所以並不是他們不愛馬，甚至馬車都不允許用，而是別無選擇。

馬的爆發力強，但耐力不強，適合打仗衝鋒，不適合長時間長距離地遊山玩水。驢個頭小，上下方便，性格溫順不危險，吃的比馬少，耐力好，適合悠哉悠哉地慢遊

馬以前是國家的戰略資源，每一個王朝對馬都實行管控。再說一匹馬的價格比驢不知道高多少倍，養殖成本又高，得有專人待弄。驢小巧玲瓏，價值低，吃的少，耐力比馬還好。所以馬只適合於戰場拼殺，驢適合於在國內騎行。適合於任何出門需要腳力的人。

文人出門，遊山玩水，自由自在，慢悠悠觀大好山河。想我之所想，思我之所思。累了，找個山清水秀之地，把驢一栓。盡情于山水之間，寫詩，對句。不用想著我的坐騎怎麼怎麼辦，把驢栓在那，叫它自己吃草就行，隨便找點水喝，一切就行了。玩夠了，把驢一騎，又悠悠然然上路。

就像賓士坐的舒服，寶馬操控好，可銷量還沒有五菱宏光好，馬匹在古代屬於戰略物質，而且成本高，又不好飼養，文人沒的選。

陸游有詩“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末，細雨騎驢入劍門。”杜甫詩曰“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還有“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李白則說前朝“阮籍為太首，騎驢上東平。判竹十餘日，一朝化風清。”看，這幾位大詩的這幾首詩都是一個“驢”字成就的，可見“驢”對古代詩人成就詩篇的干係之大。更巧妙的是“推敲”這一片語的由來竟然和驢有直接關係。晚唐詩人賈島在驢背上偶得五言絕句“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他由於對“推”字不太滿意，就在驢背上一會做推門狀一會做敲門狀，路人看到都以為他是個瘋子。由於忘形，沒掌握好驢的走向，結果衝撞了京兆尹（相當於現在的北京市市長）韓愈的高頭大馬，韓愈手下剛要對賈島實施暴打被韓愈呵止，當問清緣由後韓愈非但沒治他罪而且指點他應該用“敲”字，由此，“推敲”二字“大行於市”，直到現在人們習慣把琢磨事和分析問題用“推敲”代替。

說到這裡，那“為什麼古代文人愛驢不愛馬”就不難解釋了。驢，性溫順，易駕馭，適宜在其背上構思、推敲字句，而馬性烈易驚爆，萬一詩人在其背上琢磨字句時它突然尥起蹶子來，那詩人的靈感全被嚇沒了；大凡詩人都愛遊山玩水，“觸景而生情”，那驢則是最好的腳力，無須奔跑，悠閒自在。再說驢易飼養，成本低，一般窮酸文人都能買得起。還有，驢雖然說溫順但“犟”，俗話說“犟驢”就揭示了驢的這種天性，而文人把這種天性美化為“執著”，這就有點貼近於“詩人”的性格了，一般古代文人大都自命清高窮困潦倒且恃才傲物玩世不恭，這種性格就很像驢，所以他們愛驢不愛馬。

“文騎驢，武騎馬，牧童持笛把牛跨”，這是古代坐騎的風景，當然，隨著人類科技的發展，這“風景”早就煙消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