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家族的國度》觸感真實，反映了在朝韓的歷史遺留問題上，生活在日本的北韓人與家人分割的一段過去。家裡的長子因父親的理想而從其出生的日本去往北韓，從此失去對自己人生的掌握。二十五年後，兒子因腦瘤暫留日本看病，三個月的期限被就侷限，家人們十分珍惜，但僅僅幾天後平壤就傳達必須返送的命令。

從電影的角度，故事缺乏變化，結束的也很倉促。但導演的理解就是這樣，儘可能去反映真實。這些漂流外鄉的北韓人，在朝韓分裂後，被迫留在日本。這個家庭的父親作為這個時代的北韓人，心中仍然懷著偉大理想。只是他的理想撼動不了任何一個國家，只能讓自己的人生與孩子的人生都成為犧牲品。

安藤櫻在電影中飾演的女兒，同樣受父親影響，在狹小的空間過活。不能和日本人、南韓人交朋友，不能到處外出旅遊。她承受這一切，僅僅因為家庭。在看到兄長的命運後，她拖起兄長嚮往的行李箱，從這一刻決定反抗家庭、觀念為她帶來的枷鎖，過自己的人生。 導演作為北韓人，在情感的投入顯得過多。

電影中經常見到大段的情感宣洩，可以想象到是導演共情所以沉浸使然。而飾演北韓監視人員的南韓演員，也有過多的情感渲染，類似賓館接電話的、在二樓房間內看照片的細節，也許可以處理的更冷峻，人物反而更令人覺得可憐可悲。

歷史的演進總會造就很多無奈的夾縫，有些人一輩子乃至幾代人都深陷其中無能為力。日本戰敗後，在日北韓人既不屬於戰勝國也不屬於戰敗國，他們被稱作“第三華人”，遭到了後來受批判的“棄民政策”待遇。當社會主義的大旗在北北韓的領土上徐徐升起，偉大的金日成領袖拿著某國的錢轉而捐贈給他們養家餬口建設學校時，他們又彷彿看到了“人間天堂”，紛紛告別親友，離開戀人，帶著共產主義的信念歸國參與熱火朝天的建設，不想卻落入了一張高壓政治的網·，再也難以脫身，從此骨肉分離，手足相隔。

崔洋一在《血與骨》裡把他作為一個在日北韓人的情緒抽象地發洩在一種極具魄力的兇暴上，梁英姬則用《家族的國度》剋制地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16歲時隨著歸國大潮離開父母和妹妹隻身回到北韓的松昊因為要治療腦瘤終於申請到3個月的暫留時間，在25年後回到日本與家人團聚，他幫母親搭理咖啡店，與妹妹逛街，參加同學聚會，還見到了昔日的戀人，唱起了古老的日本民謠，但是當病情被診斷出來，一家人正在發愁如何延長他的滯留期時，他卻被臨時召回北韓，這一去將是永別。

這個故事發生在梁英姬自己身上，片中的妹妹理繪就是她自己的投影。不過這可能算不上一個故事，它只是故事的冰山一角，但冰山一角是敘事的一種藝術。梁英姬斷然砍去枝節，只保留了有限的幾個主空間：家、醫院、同學的酒吧、在日北韓人協會。基本是一個簡單的故地重返的空間設定。在這個設定裡，內與外，看與被看被分得很清楚。梁英姬意圖營造一種被禁閉的自由感，再加上無時無刻不在晃動的鏡頭，每個人內心那種被壓抑的短暫平衡感觸手可及，讓人感到他們內心都立著一個隨時會翻倒的瓶子，瓶子裡裝著念想與愧疚，以及無奈的政治敏感。所謂家族的國度並非單指故土，而是能夠讓一家人團聚在一起生活的地方，但這個地方並不存在於電影中侷促的空間裡，對松昊和理繪一家而言，似乎也不存在於這個星球之上。物理上的空間對應著內心世界，影片開頭松昊坐在叔叔的車裡，他透過車窗看到了一個女人在河流裡練習皮划艇，而影片結尾在去機場的路上，他開啟車窗的一條縫，窗外微風吹拂髮梢，他輕輕哼唱一句《白色鞦韆》（親愛的還記得嗎，那白色的鞦韆），接著車窗被關，歌聲停止，微風停止，窗外的空間不再擁有，他要再次遠離。導演用這樣的對應方式去關閉那扇無形的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門，門裡面是她個人和整個家族的辛酸。

紀錄片的拍攝經驗給了梁英姬豐富的細節拾掇能力，母親記著兒子喜歡吃的每一樣食物，還為孫子準備了好幾個“金庫”（存錢罐），每看一次照片便往裡放硬幣，父親會呆坐在樓梯一直等到兄妹兩人深夜參加同學聚會回來，他用沉默去迴應別人的質問和自己內心的懺悔，而得知松昊必須提前回國後，母親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趕緊砸掉“金庫”去銀行換紙幣，最後那封寫給松昊監管人尹同志的信裡，則用寥寥幾語寫滿了一個母親質樸的愛。當然，尹同志把咖啡喝成糖奶混合物，還有他在旅館看色情片的那幾個細節不管真假與否，放在此處難免有幾分對社會主義生活的意淫意味，但也提供了僅有的幾個輕鬆一笑的片刻。

影片並沒有把兩個社會做單純的二元分割，當理繪受到哥哥試探性的間諜任務邀請後，她衝出家門把監視松昊的尹同志拉出車門質問他要策反的話就自己來策反，理繪憤怒地說了一句話：我討厭你！也討厭那個國家！尹同志卻說：你討厭的那個國家，正是我和你哥哥生活的地方，直到死去。

沒有人可以辯駁這句話。

梁英姬坦言她有時候會去想如果，如果當年父親沒有把她的哥哥送回北韓······

但是政治沒有如果，人生也沒有如果，只有選擇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