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致庸，字仲登、號曉池，是喬全美之子，喬貴發之孫，喬家第 四代人。人稱“亮財主”，生於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卒幹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是喬門中最長壽的人。他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都誥贈夫人。據說他最後一個妻子可作他的孫女，兩人的年齡相差三十幾歲。這樣看來，不知底細的人會認為這位老翁好色，老了還討妙齡為妻。其實老翁娶妻竟是兒女們的主意。因為他家雖說僮僕很多，可貼身服侍實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順的兒女使用起來自然得多。娶了妻子，一來省去子女們的麻煩，二來還可避免同僕婦女傭的風流不雅。
致庸生有六子，十一個孫子。在他執掌家務時，可稱得上人丁興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的事業突飛猛進，有了很大的發展。如起先是“復字號”稱雄於包頭地面，接著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活躍於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當時“在中堂”的財勢已擠身於全省富戶前列，家資千萬，商業遍佈全國。他為了光大門庭，又大興土木，於同治初年開始，先在老院西側隔小巷購買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裡五外三的樓院。而且兩樓對峙，主樓為懸山頂露明柱結構，通天欞門，有陽臺走廊。登上陽臺，可觀全院。陽臺前沿，設有扶欄，扶欄上刻有磚雕，磚雕工藝精湛，栩栩如生。明樓竣工後，又在兩樓院隔街相望處，陸續興建了兩個橫五豎五的四合鬥院。四座院落正好位於街巷交叉的四角，為後來連成一體奠定了基礎。在他手裡建築的房屋佔到現在整個房院的三分之二。
喬致庸的確人如其名。他待人隨和，處世中庸。由於他善於計謀，在他執掌家業時，資產越滾越多，是“在中堂”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
喬致庸的一生頗有善行，經常救濟貧民百姓。特別是在清光緒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幹裡，寸草不生。民謠有：“光緒三年，人死一半“的說法。當時喬致庸曾開倉賑濟。對此，光緒八年版《祁縣誌》有記述，並給予褒獎。
在理家上，他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事要以“信”為重，以信譽得人。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該得一分得一分，不掙昧心錢。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擺在首位。又誡“驕、貪、懶”三個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為準則，把它當作兒孫啟蒙的必讀課，同時寫在屏門上，作為每日的行動規範。兒孫如若有過，則令跪地背誦，到有針對性處，令讀多次。如犯拋米撒面之錯，便把“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反覆誦讀，直到認錯為止。然後再作一番訓教，最後犯者謝赦，慢慢退出。
喬致庸還把他親擬的對聯著人寫好刻就，掛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已。惜農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兒孫，注重節儉，不要貪圖安逸，坐享祖業。他對他的兒子進行了排隊分析，認為長子不可委以重任，因為長子驕橫跋扈；次子個性暴烈；三子過於老實，亦非經濟之才；四號樸實遲鈍，不善於說話；五子是個書呆子；六子體質瘦弱，難擔大業，沒有一個是他的理想繼承入
只有長孫喬映霞性地忠誠厚道，聰明伶俐，故對映霞寄予厚望，教誨亦多。常對其教育說，唯無私才可訟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氣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膽欲大，心欲小，知欲圓，行欲方”。“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過，待人要豐，自奉要約。思怕失益後損，威怕先緊後松”。這些教誨，對喬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響的。 俗話說，人老惜子，喬致庸老年時，對他的六子寵愛至極，偏袒極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後，慟哭不起，染病臥床，二年後離開人間。
清廷總理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搞洋務運動，組建北洋艦隊，因國庫空虛，財力拮据，向“海內最富”的山西募款時，喬家一舉捐銀十萬兩，購得軍艦一艘。李鴻章感念之餘，欣然撰寫一副對聯：“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製成銅板，贈予喬家。當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太后倉惶西逃，途經太原，危難之際，喬家又慷慨解囊，太后特賞賜“福種琅環”匾額，喬家高懸大門之上，以耀門庭。一方面儉以持家，一方面又慨然捐助。儉以持家使子孫不驕不奢不淫逸，而慨然捐助即是結交官府，尋找政治庇護，儘管喬家人世代經商與讀書治學，從不為官。應該說，這兩方面是喬家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具體的經商之道，就不是這裡三言兩語說得清的了。而“在中堂”後來的敗落，直接原因是戰爭爆發。1938年，大片國土淪陷於日寇侵略者的鐵蹄下，“在中堂”自然在所難免，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在中堂”閤家老小數十人，棄家出走，避難於平津等地，從此再沒回來。
喬家謹嚴的家規，和“準備充足，謹慎將事；人棄我取，薄利多做；維持信譽，不弄虛偽；小忍小讓，不為已甚；對待‘相與’，慎始慎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經營法則，即使在今天也不乏閃光之處。喬家的主人中，除了喬貴發、喬致庸這樣堅韌不拔、自強不息、腳踏實地、永遠向上的人生強者，也不乏與時俱進投入時代大潮推動歷史前進的智者
喬致庸，字仲登、號曉池，是喬全美之子，喬貴發之孫，喬家第 四代人。人稱“亮財主”，生於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卒幹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是喬門中最長壽的人。他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都誥贈夫人。據說他最後一個妻子可作他的孫女，兩人的年齡相差三十幾歲。這樣看來，不知底細的人會認為這位老翁好色，老了還討妙齡為妻。其實老翁娶妻竟是兒女們的主意。因為他家雖說僮僕很多，可貼身服侍實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順的兒女使用起來自然得多。娶了妻子，一來省去子女們的麻煩，二來還可避免同僕婦女傭的風流不雅。
致庸生有六子，十一個孫子。在他執掌家務時，可稱得上人丁興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的事業突飛猛進，有了很大的發展。如起先是“復字號”稱雄於包頭地面，接著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活躍於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當時“在中堂”的財勢已擠身於全省富戶前列，家資千萬，商業遍佈全國。他為了光大門庭，又大興土木，於同治初年開始，先在老院西側隔小巷購買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裡五外三的樓院。而且兩樓對峙，主樓為懸山頂露明柱結構，通天欞門，有陽臺走廊。登上陽臺，可觀全院。陽臺前沿，設有扶欄，扶欄上刻有磚雕，磚雕工藝精湛，栩栩如生。明樓竣工後，又在兩樓院隔街相望處，陸續興建了兩個橫五豎五的四合鬥院。四座院落正好位於街巷交叉的四角，為後來連成一體奠定了基礎。在他手裡建築的房屋佔到現在整個房院的三分之二。
喬致庸的確人如其名。他待人隨和，處世中庸。由於他善於計謀，在他執掌家業時，資產越滾越多，是“在中堂”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
喬致庸的一生頗有善行，經常救濟貧民百姓。特別是在清光緒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幹裡，寸草不生。民謠有：“光緒三年，人死一半“的說法。當時喬致庸曾開倉賑濟。對此，光緒八年版《祁縣誌》有記述，並給予褒獎。
在理家上，他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事要以“信”為重，以信譽得人。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該得一分得一分，不掙昧心錢。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擺在首位。又誡“驕、貪、懶”三個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為準則，把它當作兒孫啟蒙的必讀課，同時寫在屏門上，作為每日的行動規範。兒孫如若有過，則令跪地背誦，到有針對性處，令讀多次。如犯拋米撒面之錯，便把“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反覆誦讀，直到認錯為止。然後再作一番訓教，最後犯者謝赦，慢慢退出。
喬致庸還把他親擬的對聯著人寫好刻就，掛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已。惜農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兒孫，注重節儉，不要貪圖安逸，坐享祖業。他對他的兒子進行了排隊分析，認為長子不可委以重任，因為長子驕橫跋扈；次子個性暴烈；三子過於老實，亦非經濟之才；四號樸實遲鈍，不善於說話；五子是個書呆子；六子體質瘦弱，難擔大業，沒有一個是他的理想繼承入
只有長孫喬映霞性地忠誠厚道，聰明伶俐，故對映霞寄予厚望，教誨亦多。常對其教育說，唯無私才可訟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氣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膽欲大，心欲小，知欲圓，行欲方”。“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過，待人要豐，自奉要約。思怕失益後損，威怕先緊後松”。這些教誨，對喬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響的。 俗話說，人老惜子，喬致庸老年時，對他的六子寵愛至極，偏袒極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後，慟哭不起，染病臥床，二年後離開人間。
清廷總理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搞洋務運動，組建北洋艦隊，因國庫空虛，財力拮据，向“海內最富”的山西募款時，喬家一舉捐銀十萬兩，購得軍艦一艘。李鴻章感念之餘，欣然撰寫一副對聯：“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製成銅板，贈予喬家。當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太后倉惶西逃，途經太原，危難之際，喬家又慷慨解囊，太后特賞賜“福種琅環”匾額，喬家高懸大門之上，以耀門庭。一方面儉以持家，一方面又慨然捐助。儉以持家使子孫不驕不奢不淫逸，而慨然捐助即是結交官府，尋找政治庇護，儘管喬家人世代經商與讀書治學，從不為官。應該說，這兩方面是喬家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具體的經商之道，就不是這裡三言兩語說得清的了。而“在中堂”後來的敗落，直接原因是戰爭爆發。1938年，大片國土淪陷於日寇侵略者的鐵蹄下，“在中堂”自然在所難免，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在中堂”閤家老小數十人，棄家出走，避難於平津等地，從此再沒回來。
喬家謹嚴的家規，和“準備充足，謹慎將事；人棄我取，薄利多做；維持信譽，不弄虛偽；小忍小讓，不為已甚；對待‘相與’，慎始慎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經營法則，即使在今天也不乏閃光之處。喬家的主人中，除了喬貴發、喬致庸這樣堅韌不拔、自強不息、腳踏實地、永遠向上的人生強者，也不乏與時俱進投入時代大潮推動歷史前進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