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富庶繁榮嗎？那麼如果解釋李自成張獻忠起義造反?如果富庶大家都能吃飽飯，誰會去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去造反?事實上，明朝是朱農民建立的。是一個農民以樸素的簡單的思維去治理這個國家。這個農民代代都信奉“種田打糧”重農抑商的狹隘治國理念。不懂得發展商品流通也會促進生產的發展的道理。還不懂得發展商業徵收商業稅會使得國庫充裕。相反一邊抑制商業，一邊不收商業稅。結果國庫空虛，明朝的財政收入不及南宋的百分之五。面臨大饑荒，政府無法拿出錢糧救濟。於是就形成了明末民變四起地動山搖的局面。明朝政府財政困難，官吏收入低，又加深腐敗，強化官民對立。最後崇禎皇帝薄情寡恩，不敢承擔責任，動不動亂殺官員，結果官員們也盼明朝早點滅亡。總之上上下下都盼明朝滅亡。

利瑪竇等人應該沒有趕上李自成起義。利瑪竇極其聰明，為了達到傳教的目的極力討好和迎合明朝官員。為了防止被驅逐，自稱來自天竺。為了消除戒心，用四書五經去解釋基督教教義。為了贏得尊重，開始穿袈裟後來穿儒服。為了同明朝政府搞好關係極力對明朝歌功頌德。

肯定會有一堆洗白清朝的貨色給你解答，明朝多可怕。

明朝最富裕的時期的確是利瑪竇進入中國的時代，萬曆前中期，人民的富裕程度基本達到封建專制時代的頂峰，尤其是江南地區遙遙領先世界其他地區。當一個普通家庭在庭院裡不再種菜，而是種花，可以說生活富足達到了一定的高度。而這個時期就是萬曆中期。

隨著努爾哈赤反叛祖國，導致國家因戰爭而大量徵稅，使得人民生活快速下降。

利瑪竇的記載中，明朝是極端黑暗的，人民生活水深火熱，極端痛苦。

而在傳教士曾德昭眼裡，明朝卻是一個相當富裕繁榮，在各方面都令人讚歎的國家。

曾德紹在中國呆了22年 跨越了萬曆、天啟、崇禎三個時代，基本上已經屬於明朝滅亡的前夜。他是葡萄牙人，著名耶穌會傳教士，葡萄牙名：奧伐羅.塞默多。

他所著的《大中國志》曾記載：

華人特別喜歡花，他們有非常美麗，但不同於我們的花，我們有的他們也有，有一種沒有什麼味道的丁香紫羅蘭，他們極力在院子裡種植全年各個季節的花，在園裡，它們看起來很稀奇。

（丁香紫羅蘭）

他們的住房設計良好，而便於住宿，整潔舒適，他們種植許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們在各地即使小村鎮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豬肉，牛肉去骨售賣，他們的鹿肉很少，也不怎麼愛吃它。

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個港灣，停留8天，一個砂漏時辰過去，僅僅數數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餘艘，那麼多的船都滿載貨物，便利旅客，簡直是奇蹟，船隻都有頂棚，保持清潔，有的船飾以圖畫，看來是作為遊樂之用的，不是運貨的。

所有的省都不乏長壽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見許多精力旺盛和健壯的老人。

在曾德紹的記載中，最讓我注意的，並非是關於物質財富或其他方面的描述，而是這樣一段話：

華人爽快地稱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稱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華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歎，……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南都繁會景物圖卷》真實地反映了明朝舊都南京市井情形

華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裡生活了22年，離開時和剛到時一樣，擁擠的人群令人驚歎，絕非誇張，不僅全鎮及公共場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彙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歐洲通常過大節或者是群眾聚會。

這個國家的財富值得稱羨，從上述可以看到，除盛產各種穀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東西以外，他們還把東方最好最貴重的商品，售賣給外華人。

他們最喜歡的歐洲工藝品是我們的鐘，但他們現在已生產很好的桌鍾，並能生產類似的小鐘，價錢和我們的相當，他們生產的某些東西，在我們這兒生產價錢會十分昂貴。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有由此處（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250塊金子，以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在海關……有更多的方便，沒有堆放、過磅、和檢查貨物的房間，也不需從船上取出貨物，只檢視一下，並根據商人的簿冊，徵收一筆相當的稅，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帶著奴僕，載運五六口箱子以及許多其他物品，他從一地赴另一地時，一般都把東西留在船上，並不開啟檢查更不付稅。這對歐洲的海關和稅務所是一個好榜樣，歐洲的窮旅客遇到兇狠野蠻的劫掠搜奪，隨身攜帶的所有東西還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稅。

這就是和中國最底層普通民眾，共同生活了22年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眼中的——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