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還沒有合縱連橫這一說法。當然同盟還是有的。春秋是個大時代。套用德國格林童話的開場白。在那個一切還能夠實現的年代。其實作為國家當然有象稷下學宮這樣的官辦研究機構。一個國家需要很多不同的人才而不可能只在舉薦制這樣的狹小範圍內打圈圈。但是因為內外環境的活躍單一的研究機構是不可能完全提供從基礎教育到頂尖人才的輸送的。於是民間的教育包括半政府半民間的學府就開始興盛起來包括孔子這樣的。而作為個人要擺脫原有較低的身份就必須在學術上有所建樹。早期的學術又因為環境的相對穩定且比較清高同時也比較完備和溫和。比如老莊的道家直到後來的道教都是世界上最溫和的教派。孔子的儒家等等。然而亂世的統一和兼併是不可逆的。於是直到出現了以功利為目的的法家縱橫家等等。實際上他們的學術恰恰因為功利而不完整甚至隨著個人的目的和野心可以左右搖擺的。當然因為戰爭還有兵家反戰的墨家。他們都是接近實用主義的學術而不是更高層次的哲學，至少是不完備的哲學。所以來看外部的競爭為士大夫階層打開了上升通道。那麼走什麼樣的路線也就各自產生了相應的學術。簡單來看一方面是如歌德那樣因為政治上有抱負見到國王脫帽行禮。一方面如貝多芬擺脫了世俗的框宥可以昂然而立的那部分人。豐富的鬥爭環境造就了豐富的學術。

歷史上西周以前學在官府，東周以後，學在民間。

春秋戰國，王權衰落，奴隸制度解體。有思想的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等，提出瞭解決的辦法和思想。

諸子百家，或者叫百家爭鳴。出現儒家、道家、陰陽學說、法家、墨家等不同學派。

司馬遷《史記》歸納為六家：陰陽學說、儒家學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班固在《漢書》中歸納為十家：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

我認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對外參與合縱連橫，對內鼓勵百家爭鳴的主要原因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一、對外合縱連橫應該分為兩個時期來分析春秋時期：在那時候眾諸侯國君主的主要政治目標是爭霸。就比如齊桓公為稱霸所提出尊王攘夷。其根本目的就為了能夠成為諸侯之長，可以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步。

2. 戰國時期：這個時候各國君王政治目標是為了一統天下。這時的周天子已經變成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又經過春秋時期曠日持久的爭霸以及“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等事件。諸侯國之間互相征伐，從而使得周王朝境內的諸侯國急劇減少，逐漸形成了戰國七雄的局面。而這時七國的君主都是以爭奪天下，成為新的天下共主。

二、對內興起的百家爭鳴有以下原因當時的歷史背景禮崩樂壞的社會大變革，將原本屬於貴族最底層計程車階層從沉重的宗法制羈絆中解放出來，在社會身份上取得了獨立的地位，而汲汲於爭霸事業的諸侯對人才的渴求，更助長了士階層的聲勢。激烈的兼併戰爭打破了孤立、靜態的生活格局，文化傳播的規模日盛，多因素的衝突、交織與滲透，提供了文化重組的機會。隨著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喪失，世守專職的宮廷文化官員紛紛走向下層或轉移到列國，直接推動私家學者集團興起。 而就是處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從而就導致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產生。對統治階級有利，因為在所以學派之中都有提出關於以下幾點共同的點：強調統治者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即高貴的出身再輔之以合格的智慧和道德，從而使他能當之無愧地承擔十分重要的統治任務。由於統治權在正常的情況下是世襲的，於是相應地強調訓練一個受教育的非世襲官吏階級，以充當統治階級的顧問。強調社會和諧的理想，雖然這種和諧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換句話說，這一強調的基礎是，每個人準備接受他在一個有等級的結構中的特定地位，盡其最大的努力履行與那個地位有關的社會職責。強調大一統，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統一，也包括思想意識和文化的統一，同時它也為和平、好政府和社會福利提供一個必不可少的基礎。所以綜合以上兩個方面，導致百家爭鳴的原因有以下幾點因素政治因素。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學術氛圍。 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閒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象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學派競爭因素。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鑑。 所以統治階級對於百家爭鳴是持一種：只要能讓我強大就用那家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