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在康熙後期參與了儲位鬥爭，形成他對社會政治的看法。他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託，欺罔矇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之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過之。”他深知康熙後期的社會問題，如朋黨鬥爭；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實行，加速了貧富矛盾的積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繼續解決與準噶爾部的矛盾；國帑空虛。他針對現實，結合自己的理想，產生他的政治綱領。
雍正帝在即位的當月，諭令大學士、尚書、侍郎：“政事中有應行應革能裨益國計民生者，爾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緊接著，在雍正元年（1723）元旦，給地方各級文武官員分別釋出的上諭中，講古代純臣，皆“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發出為國計民生進行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號召。
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內容：第一，反對因循苟且。雍正帝認為他即位時“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屢屢告誡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針對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張“著意搜剔”，把攻擊這是“多事”的人斥為“淺見無知輩”。他反對因循守舊，是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 第二，整頓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給總督的上諭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實際上發出整飭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極一週年的時候又說：“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表明他企圖透過整頓吏治，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對朋黨。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干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權柄；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標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說“朋黨最為惡習”。他反對的朋黨包括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係，因此宣稱，欲“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為澄清政治、醫治痼疾的決心。
興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個內容，此外，他認為“治人無治法”，以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辦好，這是他的基本觀念。他主張“為政務實”，即從實際出發，踏實地辦事，這是他的思想靈魂。他主張施政嚴猛，要有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觀念中，興利除弊是其核心內容，因而是他為政的基本特色。這一政綱，需要制定者有相應的施政智慧和氣魄，方有可能實現，雍正帝恰是這樣的君主。
鄂爾泰等纂修的《清世宗實錄》，說雍正帝“幼耽書詩，博覽弗倦，精究理學之原，旁徹性宗之旨。天章睿發，立就萬言。書法道雄，妙兼眾體。每籌度事理，評騭人才，因端竟委，燭照如神。韜略機宜，皆所洞悉”。這些評論雖不無溢美之辭，但基本上是事實。雍正帝自幼受嚴格的教育，掌握了滿文、漢文，熟悉儒家經典，並能有自己的理解。他具有較多的歷史知識，能夠吸取前人的政治經驗，又提倡三教同源之說，學兼佛老。他文思敏捷，才能出眾，能於日理萬機之中，親自書寫硃諭、硃批，動輒千百言，一揮而就。
雍正帝具有剛毅的性格。他教導臣下：“世間事，要當審擇一是處，力行之，其餘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顧，一切擾亂阻撓，不為纖毫動搖，操此堅忍不拔之志以往，庶幾有成。”他倡言要樹立堅忍不拔之志，自己就是這樣實踐的。他強烈反對優柔寡斷的性格和作風，主張辦事不怕艱難，不怕阻撓，認準了就幹。雍正帝的剛毅果斷同急躁毛病連在一起。康熙帝批評他幼年“喜怒不定”，他自以為到成年改正了，其實並不徹底。康熙帝又以“戒急用忍”訓誡他，他把這書寫出來作為座右銘，但有時還是犯急性病。他很自信，有人批評“為人自聖”，是說他自信過頭了。
雍正帝勤於政事，自雲年富力強，可以“代理”“大學士所應為之事”，要把國家元首和行政首腦兩重職務都兼起來。他治理朝政，自朝至暮，少有停息，大致上是白天會見臣下，議決和施行政事，晚上批覽奏章，常常至深夜方休。他在繁忙中又特別認真，臣下題本的錯字，重複彙報的內容，都在他精細審視下檢示出來。因為勤政，加上一套有效的行政辦法，所以他辦事迅速，這也是他剛毅性格的表現。
雍正帝的才能，表現在政治上可以歸結為三點：一是較瞭解下情，也較瞭解自己；二是建立在瞭解下情的基礎上的改革政治的抱負，以及改革的內容、範圍和深度；三是處理政事的實際能力。雍正帝的才能緊緊地與他的政治思想、政治實踐聯絡在一起。
雍正帝的性格與他的政治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的堅毅性格，使他勇於衝破反對勢力的阻撓，堅定地實行他的改革政策。他的剛強果毅，產生雷厲風行的作風，辦事迅速，講求實效。他的急躁使他的果斷不能完全建立在對客觀事物深入認識的基礎上，在有的問題上陷入盲目性，犯了輕舉妄動的毛病。自信心有助於他堅強果敢，但自信太過，容易阻礙言路，影響政治的改革。
雍正帝在康熙後期參與了儲位鬥爭，形成他對社會政治的看法。他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託，欺罔矇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之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過之。”他深知康熙後期的社會問題，如朋黨鬥爭；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實行，加速了貧富矛盾的積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繼續解決與準噶爾部的矛盾；國帑空虛。他針對現實，結合自己的理想，產生他的政治綱領。
雍正帝在即位的當月，諭令大學士、尚書、侍郎：“政事中有應行應革能裨益國計民生者，爾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緊接著，在雍正元年（1723）元旦，給地方各級文武官員分別釋出的上諭中，講古代純臣，皆“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發出為國計民生進行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號召。
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內容：第一，反對因循苟且。雍正帝認為他即位時“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屢屢告誡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針對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張“著意搜剔”，把攻擊這是“多事”的人斥為“淺見無知輩”。他反對因循守舊，是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 第二，整頓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給總督的上諭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實際上發出整飭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極一週年的時候又說：“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表明他企圖透過整頓吏治，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對朋黨。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干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權柄；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標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說“朋黨最為惡習”。他反對的朋黨包括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係，因此宣稱，欲“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為澄清政治、醫治痼疾的決心。
興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個內容，此外，他認為“治人無治法”，以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辦好，這是他的基本觀念。他主張“為政務實”，即從實際出發，踏實地辦事，這是他的思想靈魂。他主張施政嚴猛，要有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觀念中，興利除弊是其核心內容，因而是他為政的基本特色。這一政綱，需要制定者有相應的施政智慧和氣魄，方有可能實現，雍正帝恰是這樣的君主。
鄂爾泰等纂修的《清世宗實錄》，說雍正帝“幼耽書詩，博覽弗倦，精究理學之原，旁徹性宗之旨。天章睿發，立就萬言。書法道雄，妙兼眾體。每籌度事理，評騭人才，因端竟委，燭照如神。韜略機宜，皆所洞悉”。這些評論雖不無溢美之辭，但基本上是事實。雍正帝自幼受嚴格的教育，掌握了滿文、漢文，熟悉儒家經典，並能有自己的理解。他具有較多的歷史知識，能夠吸取前人的政治經驗，又提倡三教同源之說，學兼佛老。他文思敏捷，才能出眾，能於日理萬機之中，親自書寫硃諭、硃批，動輒千百言，一揮而就。
雍正帝具有剛毅的性格。他教導臣下：“世間事，要當審擇一是處，力行之，其餘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顧，一切擾亂阻撓，不為纖毫動搖，操此堅忍不拔之志以往，庶幾有成。”他倡言要樹立堅忍不拔之志，自己就是這樣實踐的。他強烈反對優柔寡斷的性格和作風，主張辦事不怕艱難，不怕阻撓，認準了就幹。雍正帝的剛毅果斷同急躁毛病連在一起。康熙帝批評他幼年“喜怒不定”，他自以為到成年改正了，其實並不徹底。康熙帝又以“戒急用忍”訓誡他，他把這書寫出來作為座右銘，但有時還是犯急性病。他很自信，有人批評“為人自聖”，是說他自信過頭了。
雍正帝勤於政事，自雲年富力強，可以“代理”“大學士所應為之事”，要把國家元首和行政首腦兩重職務都兼起來。他治理朝政，自朝至暮，少有停息，大致上是白天會見臣下，議決和施行政事，晚上批覽奏章，常常至深夜方休。他在繁忙中又特別認真，臣下題本的錯字，重複彙報的內容，都在他精細審視下檢示出來。因為勤政，加上一套有效的行政辦法，所以他辦事迅速，這也是他剛毅性格的表現。
雍正帝的才能，表現在政治上可以歸結為三點：一是較瞭解下情，也較瞭解自己；二是建立在瞭解下情的基礎上的改革政治的抱負，以及改革的內容、範圍和深度；三是處理政事的實際能力。雍正帝的才能緊緊地與他的政治思想、政治實踐聯絡在一起。
雍正帝的性格與他的政治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的堅毅性格，使他勇於衝破反對勢力的阻撓，堅定地實行他的改革政策。他的剛強果毅，產生雷厲風行的作風，辦事迅速，講求實效。他的急躁使他的果斷不能完全建立在對客觀事物深入認識的基礎上，在有的問題上陷入盲目性，犯了輕舉妄動的毛病。自信心有助於他堅強果敢，但自信太過，容易阻礙言路，影響政治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