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道德去審判政治人物是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的一個文化傳統，在這中間有許多個例子可以供我們參考，比較知名的代表人物便是曹操、李世民等。再說的遠一點，託《封神演義》的知名度，紂王也成了一個反面的代表，但實際上歷史當然沒有這麼簡單。有不少所謂的“昏君”亦或是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物件，他們或許並沒有這麼差，更多的則是可能因為得罪了某些團體而成為了掌握話語權的這群人口誅筆伐的物件。周厲王姬胡，就是這樣一位君主。
周厲王是西周王朝倒數第三位國君，在他接掌西周王朝之時，整個王朝的局面已經非常不容樂觀了。從經濟上來說，隨著大貴族權力的不斷攀升，原本隸屬於王室的直領地被不斷的侵佔和兼併，王室的力量愈加衰弱，甚至連對諸侯的僭逆都處在難以討伐和壓制的情況。從政治上來說，叔祖父周孝王公然篡奪父親周夷王王位的舉動，對於整個維繫西周王朝政治平衡的核心綱領宗法制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嚴重削弱了西周王朝的統治權威。不僅如此，父親重新上位後聽信讒言烹殺齊國國君齊哀公，更加讓王室失去了一個強援。可以說，此時周厲王接手的西周王朝是個爛攤子也不為過。
在這種局面下，周厲王但凡是一個想要有所作為，並且也有能力有所作為的人，必然要做的就是兩件事：重振王權和提升國力。兩者相輔相成，互為表裡，提升王權的同時也可以加大自己對於王朝的掌控力，而加大了掌控力後，威服自操下改良政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於是乎厲王便開始了自己的改革。
厲王的改革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政治，經濟和軍事，而這三點也是他在後世被目為“昏君”的重要原因，下面我們一個一個來看。首先是政治，眾所周知在等級制度嚴格的西周時代，能否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完全取決於自己的出身，所謂“天子、諸侯、大夫、士”，這種極其規則化的順位排序幾乎決定了一個人一生究竟能夠走到何種位置。但是這種制度的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它確實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維繫國家政治的穩定，但是也確實阻礙不同階級間的流通，為西周王朝的崩潰埋下來禍根。而厲王的改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打破這種束縛，在官員的任用上大肆啟用中小貴族，如榮夷公和虢公長父這種分別在經濟和軍事上有所專長的人，按照出身他們是絕無可能進入王朝決策層的。而厲王透過任用這些人，不僅打破了大貴族壟斷的西周政治，同時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勢力網路，用以重新樹立起王室的威望。
而在經濟上，周厲王開始收回貴族們對於自然資源和王室土地的所有權，將財政收歸國有，以此削弱貴族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原本這些土地和資源就非貴族的囊中之物，只是長時間的王政衰落導致王權並無足夠的動員力進行規整和管理。實際上與其說是改革，這倒不如說厲王是在重新找回西周早期的王權威懾力，力圖重振中央之號令，這點在軍事上體現的更為明顯，厲王透過多次對於蠻族的作戰，加強了王室的權威，奪取了大片土地，一掃西周晚期的頹廢以及衰落。可以說無論是政治經濟，亦或是軍事層面，厲王的執政都可以說是頗有成果並且顯示了其過人才能的。
然而，厲王改革的隱患也在王室復振的過程不斷顯示出來，首先大貴族的不滿開始與日俱增，這也很好理解，厲王的改革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斷從掌握西周王朝主導權的大貴族手中不斷奪取財權和政權的過程。誰都不願意讓自己手中所擁有的資源喪失掉，大貴族自然也是一樣，更要命的是厲王並沒有意識到應該對其作出補償以安定人心，只是一味的重用自己的親信，缺少了政治上的調和，這隻會導致矛盾愈發激烈。其次厲王的改革和政策推行過於急於求成，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宣傳和與庶民的溝通，須知這套新的政策實際上是有利於中下層貴族和普通平民的，他們也是厲王應該團結的物件。然而厲王卻表現出了不聞不問的態度，甚至於當一部分平民和中下層貴族出於大貴族的煽動以及自身的不理解對改革提出建議和質疑時，厲王不僅沒有解釋，反而派出手下的衛巫將這些人當成阻礙改革的人群加以捕殺和壓制。這種簡單粗暴的手段直接讓矛盾從大貴族身上開始蔓延和擴張，最終釀成了動亂的悲劇。
周厲王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842年，厲王改革中受損的大貴族，煽動中下層貴族和平民共同作亂，而此前的改革方案中一些比較激進，以至於對普通人造成了損害的政策也被拿出來說事，這場動亂直接導致了厲王改革的全面崩盤。厲王不得已逃出王宮，跑到彘地避難，而動亂中的平民尚不罷休，要求厲王逃走後暫時執掌王室的召公將太子姬靜交出來，召公以自己的兒子代替，保住了姬靜的性命。太子姬靜，這也就是後來的周宣王，厲王則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王都，改革以全面失敗告終。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厲王在後世的評價相當不好，連“厲”這個諡號實際上都是個惡諡。但其實從今天的角度看，我們應該給予他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實際上厲王並非是一個廢物，更不是一個作惡多端的暴君，從某種程度來說，他只是一個被時代犧牲的人。一個想要做出一番事業，卻因為種種原因沒能成功，卻為後世的改革者奠定了基礎並且指出了教訓的可憐人而已。
用道德去審判政治人物是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的一個文化傳統，在這中間有許多個例子可以供我們參考，比較知名的代表人物便是曹操、李世民等。再說的遠一點，託《封神演義》的知名度，紂王也成了一個反面的代表，但實際上歷史當然沒有這麼簡單。有不少所謂的“昏君”亦或是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物件，他們或許並沒有這麼差，更多的則是可能因為得罪了某些團體而成為了掌握話語權的這群人口誅筆伐的物件。周厲王姬胡，就是這樣一位君主。
一、雄心壯志周厲王是西周王朝倒數第三位國君，在他接掌西周王朝之時，整個王朝的局面已經非常不容樂觀了。從經濟上來說，隨著大貴族權力的不斷攀升，原本隸屬於王室的直領地被不斷的侵佔和兼併，王室的力量愈加衰弱，甚至連對諸侯的僭逆都處在難以討伐和壓制的情況。從政治上來說，叔祖父周孝王公然篡奪父親周夷王王位的舉動，對於整個維繫西周王朝政治平衡的核心綱領宗法制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嚴重削弱了西周王朝的統治權威。不僅如此，父親重新上位後聽信讒言烹殺齊國國君齊哀公，更加讓王室失去了一個強援。可以說，此時周厲王接手的西周王朝是個爛攤子也不為過。
在這種局面下，周厲王但凡是一個想要有所作為，並且也有能力有所作為的人，必然要做的就是兩件事：重振王權和提升國力。兩者相輔相成，互為表裡，提升王權的同時也可以加大自己對於王朝的掌控力，而加大了掌控力後，威服自操下改良政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於是乎厲王便開始了自己的改革。
二、 政略軍略厲王的改革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政治，經濟和軍事，而這三點也是他在後世被目為“昏君”的重要原因，下面我們一個一個來看。首先是政治，眾所周知在等級制度嚴格的西周時代，能否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完全取決於自己的出身，所謂“天子、諸侯、大夫、士”，這種極其規則化的順位排序幾乎決定了一個人一生究竟能夠走到何種位置。但是這種制度的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它確實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維繫國家政治的穩定，但是也確實阻礙不同階級間的流通，為西周王朝的崩潰埋下來禍根。而厲王的改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打破這種束縛，在官員的任用上大肆啟用中小貴族，如榮夷公和虢公長父這種分別在經濟和軍事上有所專長的人，按照出身他們是絕無可能進入王朝決策層的。而厲王透過任用這些人，不僅打破了大貴族壟斷的西周政治，同時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勢力網路，用以重新樹立起王室的威望。
而在經濟上，周厲王開始收回貴族們對於自然資源和王室土地的所有權，將財政收歸國有，以此削弱貴族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原本這些土地和資源就非貴族的囊中之物，只是長時間的王政衰落導致王權並無足夠的動員力進行規整和管理。實際上與其說是改革，這倒不如說厲王是在重新找回西周早期的王權威懾力，力圖重振中央之號令，這點在軍事上體現的更為明顯，厲王透過多次對於蠻族的作戰，加強了王室的權威，奪取了大片土地，一掃西周晚期的頹廢以及衰落。可以說無論是政治經濟，亦或是軍事層面，厲王的執政都可以說是頗有成果並且顯示了其過人才能的。
三、功敗垂成然而，厲王改革的隱患也在王室復振的過程不斷顯示出來，首先大貴族的不滿開始與日俱增，這也很好理解，厲王的改革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斷從掌握西周王朝主導權的大貴族手中不斷奪取財權和政權的過程。誰都不願意讓自己手中所擁有的資源喪失掉，大貴族自然也是一樣，更要命的是厲王並沒有意識到應該對其作出補償以安定人心，只是一味的重用自己的親信，缺少了政治上的調和，這隻會導致矛盾愈發激烈。其次厲王的改革和政策推行過於急於求成，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宣傳和與庶民的溝通，須知這套新的政策實際上是有利於中下層貴族和普通平民的，他們也是厲王應該團結的物件。然而厲王卻表現出了不聞不問的態度，甚至於當一部分平民和中下層貴族出於大貴族的煽動以及自身的不理解對改革提出建議和質疑時，厲王不僅沒有解釋，反而派出手下的衛巫將這些人當成阻礙改革的人群加以捕殺和壓制。這種簡單粗暴的手段直接讓矛盾從大貴族身上開始蔓延和擴張，最終釀成了動亂的悲劇。
周厲王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842年，厲王改革中受損的大貴族，煽動中下層貴族和平民共同作亂，而此前的改革方案中一些比較激進，以至於對普通人造成了損害的政策也被拿出來說事，這場動亂直接導致了厲王改革的全面崩盤。厲王不得已逃出王宮，跑到彘地避難，而動亂中的平民尚不罷休，要求厲王逃走後暫時執掌王室的召公將太子姬靜交出來，召公以自己的兒子代替，保住了姬靜的性命。太子姬靜，這也就是後來的周宣王，厲王則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王都，改革以全面失敗告終。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厲王在後世的評價相當不好，連“厲”這個諡號實際上都是個惡諡。但其實從今天的角度看，我們應該給予他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實際上厲王並非是一個廢物，更不是一個作惡多端的暴君，從某種程度來說，他只是一個被時代犧牲的人。一個想要做出一番事業，卻因為種種原因沒能成功，卻為後世的改革者奠定了基礎並且指出了教訓的可憐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