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一代文豪，詩詞蓋世，文名滿天下。可宦海幾經沉浮，神宗年間王安石變法，寫詩譏諷新政，被捕入獄，及乎喪命。

神宗死，司馬光當政，又為新法言好，不應一概罷去，遭光不滿外調杭州。硩宗紹聖元年，新黨復出，橫遭報復，被貶惠洲。

怎耐生性曠達，真性情中人。在文學上主張有為而作，“言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可以伐病“。提倡自然平易的文風，散文，詩詞，書畫均有極高的藝術成就。

只是不諳為官之道，新舊兩黨，兩邊都不靠，這也是仕途不順的根本原因。可仕途失意，詩文興。歷史上去看，大都如此。

試看:李白，杜甫，四大名著之作者，那部著作是當官之人所作。有所得必有所失。只有歷盡苦難，當有醒世之作！

也不盡然。王安石也是唐守八大家之一，不是也當宰相了嗎？歐陽修，范仲淹也是著名文人，也都是朝廷重臣，範好像也當過參知政事(副宰相)。當然如杜甫所言，"文章憎命達″，一些本有相當造詣的文人，身居高位以後，忙於趨炎附勢，爭權奪利，再也寫不出好文章了，也是事實。

許多人都會把文學才能和政治才能等同起來。這與中國兩千多年來以文學選拔人才的制度有關係。但是，政治才能和文學才能是有很大不同的。對當官的人來說，能否當一個好官，更重要的是政治才能，而非文學才能。

文學才能在現實政治中，更多是錦上添花的作用。政治家與文學家在人格特質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其中一點是，政治家一般不會對人事的隨意褒貶，要喜怒不形於顏色。因為當官不可能事事躬親，必須要用各種不同性格的人來完成各種不同的任務，所以，當官的第一要務是用人，同時也要能知道各類人的優點，包容他們的缺點，使之能夠在工作中揚長避短。

而文學家不一樣，文學家必須有真性情，必須要品評世事，褒貶人物。而評品世事，褒貶人物的結果，常常會在無意之中得罪人的。《道德經》中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意思是說，話多的人，運氣常常不好。杜甫說的“文章憎命達”，意思也差不多，文名滿天下的人，大多官運不會亨通。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不僅僅是蘇東坡一人而已。

蘇東坡是當之無愧的大文豪。與一些空有文學才能而沒政治才幹的人相比，蘇東坡不但文才出眾，而且還有很強的政治才能。他在任地方官是體現做出的政績就可以證明這一點。蘇東坡一生倒黴，確實是與文名太盛，遭人忌妒有關。而蘇東坡自己又常常自恃有才，口無遮攔，無意之間就把人得罪了。這種口無遮攔的性情，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就是不穩重，對於一個文學家來說，就是體現童心童趣的真性情，正是文人的可愛之趣。

蘇東坡因口無遮攔得罪人的事情有很多。這裡舉個例子。司馬光去世之後，他的兒子為其辦理喪事。朝廷裡的文武大臣要過府弔唁。按一般規矩，弔唁者靈前下拜，孝子要跪拜還禮。蘇東坡去祭拜的時候，發現司馬光的兒子沒有還禮，便問其原因。回答說，是大儒程頤（字伊川）讓他不必還禮的。原因是，孝子因喪父之痛，六神無主。無法嚴格按禮法實施，所以，可以不還禮。蘇東坡聽後，當場給程伊起了個外號：“鄙俚糟糠叔孫通”。讓當時在場的程伊很沒面子。在蘇東坡來說，這只是一個小玩笑，無傷大雅。但程伊心裡會不會不決，就很難說了。

因為蘇東坡太聰明瞭，文人雅集之時，只要他在，別人就甭想出風頭了。在文人群集的大宋朝廷裡，遇到蘇東坡，大約真不是什麼愉快的事情。因為蘇東坡名氣太大了，太聰明瞭，無論什麼事情，只要他說上一言半語就會天下傳揚，甚至流傳千古。比如他的朋友張先八十歲的時候娶了一個十八歲的小妾，蘇東坡做詩打趣：“鴛鴦被裡成雙日，一樹梨花壓海棠”。使得張先同學老牛吃嫩草的事蹟千古流傳。

陳季常本來是他的好朋友，大約看到人家兩口子感情比較好，蘇東坡又寫詩打趣：忽聞河東獅子吼，柱杖落地心茫然。短短十來個字，就把陳季常同學立為千古怕老婆的典範。

我們今天讀到蘇東坡這些天才話語的時候，能感覺到他的可愛、可親。可是當時和他生活在一起的這些朋友們，不知是該討厭他還是喜歡他。

打趣朋友，可能沒有太大問題，可是如果把朋友間的生活小事中的打趣，改為國家的政治事物，就有點危險了。蘇東坡的烏臺詩案，雖然有政敵和小人們忌妒的原因在內。但最主要的還是他自己的政治態度決定的。文人的真性情，讓他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會掩蓋自己的政治觀點。因此，一輩子受打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但蘇東坡是這樣，許多一流的大文學家都有這個毛病。杜甫是這樣，李白也是這樣。寫《滕王閣序》的王勃也是這樣。這裡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只有體現真性情的文學作品，才能打動人心。所以，一流的文學家，必是有真性情的人。文學是可以感情用事的，也必得感情用事。而政治是絕不能感情用事的。因此，處事圓滑，八面玲瓏的人，肯定是成不了一流文學家的。

以上說的只是大體，也有例外的情況。比如三國時期的曹操，還有現代的毛澤東主席，他們都是一流大政治家，同時也是一流的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