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一句形容設計的話，陽明學的宗旨可謂是“簡約而不簡單”。
約略而論，陽明學可分為兩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為陽明先生在龍場悟道後，提出“知行合一”，這是陽明學在第一階段的教學宗旨。
第二階段為陽明先生在平定宸濠之亂後，提出“致良知”，這是陽明學在第二階段的教學宗旨。
按照王門弟子錢德洪的說法，則為“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
在這“三變”之中，“靜坐”可以說是一種教學方法，而“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則為前後兩個時期的教學宗旨。
日本陽明學者岡田武彥曾言：“儒教的易簡之學到了陽明那裡，已達到了極致。”
所以，如果要對“知行合一”、“致良知”進行解釋，無須說得天花亂墜。
恰恰相反，如陽明先生所言：“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且從一個角度，比如時代角度，言之。
一種學說的提出，往往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對應著特定的社會現實，比如，孔孟講學，目的是應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期望建立理想的人間秩序。宋代理學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源於應對佛教的挑戰，等等。
陽明學自然也不例外。
在陽明先生所處的時代，朝廷以理學為官學，以之“治國”，以之“取士”。
換言之，理學不再是活潑潑的學問，而是成了工具，成了教條。
這，帶來的一個結果便是，人們也都普遍地忘記了儒學乃是身心之學，而以儒學為進階之路。
比如，陽明先生曾這樣寫道：“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
也就是說，在這種局面之下，那些所謂棟樑之才者，所謂剝削碩儒者，實則多是醉心利祿之徒，簡直堪稱一群騙子。
他們無安民之志，更無紓難之才。他們只知道聚斂、聚斂、不斷地聚斂。他們口誦孔孟之書，卻倒行逆施。
與其說他們是儒學的信徒，不如說他們是儒學的敵人。他們將儒學，變成了皇帝的新裝。
如果為這種現象尋找一個起點，那就是“知而不行。”
亦如陽明先生所言：“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歡謔跳踉，騁奇鬥巧……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適以行其惡也。”
“知行合一”，即是在針對時人之病。
而且，這個教學宗旨，也並非是形成於一朝一旦，而是陽明先生之經歷所自然形成的一個結果。
比如，《陽明先生年譜》載：
他在11歲時，即向塾師發問：“何為第一等事？”
塾師回答：“惟讀書登第耳。”
少年陽明反問：“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
對當時的王陽明而言，這是懵懵懂懂之問，但對他的塾師而言，卻無異於一聲驚雷。
這是因為，當口誦孔孟之書的成年人幾乎都已經忘記了真正的孔孟教誨時，這個孩子問到了孔孟之教的根本所在。
以今日之言言之，那個塾師，在當時就懵逼了。
至提出“致良知”為教學宗旨時，陽明先生的教學物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之前，心學的講學物件為一般士人，在此之後，心學的講學物件轉向了所有階層。
他說：“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他說：“除卻良知，還有什麼說得？”
他說：“我這個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舍了這個，有何可提得？”
他說：“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楜塗。”
他寫道：“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卻求難。”
他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他稱學生為“同志之士”，他耐心地向街頭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聾啞人講學。他認為，人無論老幼、無分階層，只要立志、力行，皆可成聖成賢。
他寫道：“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他寫道：“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他還寫道：“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
他說：“我這個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
換言之，這是一個學習的方法，老師把這個方法指示給學生，學生按照這個方法，學而時習之，日日新，又日新。
打個常用的比喻來說，方法，就是那個指向月亮的手指，目的在於讓人看到月亮；就是那個捕魚的漁網，目的在於捕獲魚兒。這月亮，這魚兒，不在別處，就在每個人的心裡。
真正的老師，是你那個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學習，是自勉自學。
借用一句形容設計的話，陽明學的宗旨可謂是“簡約而不簡單”。
約略而論，陽明學可分為兩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為陽明先生在龍場悟道後，提出“知行合一”，這是陽明學在第一階段的教學宗旨。
第二階段為陽明先生在平定宸濠之亂後，提出“致良知”，這是陽明學在第二階段的教學宗旨。
按照王門弟子錢德洪的說法，則為“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
在這“三變”之中，“靜坐”可以說是一種教學方法，而“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則為前後兩個時期的教學宗旨。
日本陽明學者岡田武彥曾言：“儒教的易簡之學到了陽明那裡，已達到了極致。”
所以，如果要對“知行合一”、“致良知”進行解釋，無須說得天花亂墜。
恰恰相反，如陽明先生所言：“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且從一個角度，比如時代角度，言之。
一種學說的提出，往往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對應著特定的社會現實，比如，孔孟講學，目的是應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期望建立理想的人間秩序。宋代理學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源於應對佛教的挑戰，等等。
陽明學自然也不例外。
在陽明先生所處的時代，朝廷以理學為官學，以之“治國”，以之“取士”。
換言之，理學不再是活潑潑的學問，而是成了工具，成了教條。
這，帶來的一個結果便是，人們也都普遍地忘記了儒學乃是身心之學，而以儒學為進階之路。
比如，陽明先生曾這樣寫道：“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
也就是說，在這種局面之下，那些所謂棟樑之才者，所謂剝削碩儒者，實則多是醉心利祿之徒，簡直堪稱一群騙子。
他們無安民之志，更無紓難之才。他們只知道聚斂、聚斂、不斷地聚斂。他們口誦孔孟之書，卻倒行逆施。
與其說他們是儒學的信徒，不如說他們是儒學的敵人。他們將儒學，變成了皇帝的新裝。
如果為這種現象尋找一個起點，那就是“知而不行。”
亦如陽明先生所言：“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歡謔跳踉，騁奇鬥巧……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適以行其惡也。”
“知行合一”，即是在針對時人之病。
而且，這個教學宗旨，也並非是形成於一朝一旦，而是陽明先生之經歷所自然形成的一個結果。
比如，《陽明先生年譜》載：
他在11歲時，即向塾師發問：“何為第一等事？”
塾師回答：“惟讀書登第耳。”
少年陽明反問：“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
對當時的王陽明而言，這是懵懵懂懂之問，但對他的塾師而言，卻無異於一聲驚雷。
這是因為，當口誦孔孟之書的成年人幾乎都已經忘記了真正的孔孟教誨時，這個孩子問到了孔孟之教的根本所在。
以今日之言言之，那個塾師，在當時就懵逼了。
至提出“致良知”為教學宗旨時，陽明先生的教學物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之前，心學的講學物件為一般士人，在此之後，心學的講學物件轉向了所有階層。
他說：“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他說：“除卻良知，還有什麼說得？”
他說：“我這個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舍了這個，有何可提得？”
他說：“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楜塗。”
他寫道：“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卻求難。”
他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他稱學生為“同志之士”，他耐心地向街頭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聾啞人講學。他認為，人無論老幼、無分階層，只要立志、力行，皆可成聖成賢。
他寫道：“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他寫道：“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他還寫道：“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
他說：“我這個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
換言之，這是一個學習的方法，老師把這個方法指示給學生，學生按照這個方法，學而時習之，日日新，又日新。
打個常用的比喻來說，方法，就是那個指向月亮的手指，目的在於讓人看到月亮；就是那個捕魚的漁網，目的在於捕獲魚兒。這月亮，這魚兒，不在別處，就在每個人的心裡。
真正的老師，是你那個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學習，是自勉自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