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這個問題是錯誤的。春秋五霸: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當然，也有一種說法把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列入了春秋五霸，但不是主流的說法。至於楚成王為何沒能稱霸，那是由其性格決定的。雖然雄才大略，卻不夠寬容。城濮之戰後，楚軍雖敗，但軍事實力並不低於晉國。從戰前楚將單騎突入晉軍，和戰敗後楚軍有序撤退，以及晉文公雖然勝利卻仍然憂心忡忡，都可以看出楚國的實力不容小看。然而，楚成王顯然沒有秦穆公那麼寬容大量和自我檢討，直接處死了自己的良將子玉。

齊桓公與晉文公，被認為是春秋時期諸侯稱霸的巔峰，因而後世也經常將此二人並稱。而作為齊桓晉文稱霸的陪襯--楚成王，其能力與功績也並不遜色於齊桓與晉文多少。而以當時楚國的實力，是完全可以與齊、晉一搏的，為何楚成王卻兩番不願相爭呢？

齊楚相爭，兩國並未交手，可當齊桓公向楚大夫屈完陳列諸侯之師，並得意地說道：“以此眾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而屈完則回答道：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

屈完的話，軟中帶硬，即是對齊桓公說道：您若是以德行安撫諸侯，我們楚國也會順從。但您若想以武力征討我們楚國的話，我們楚國將以方城（楚國長城）為城池、以漢水為護城河，您們的諸侯聯軍雖多，也無用武之地。齊桓公也看到了楚國強大，而無隙可乘，便與楚在召陵訂立盟約，是為召陵之盟。

而晉楚相爭，雖透過武力（城濮之戰）才予以解決。但楚成王卻一直對晉楚之戰持有猶豫，而當令尹子玉（成得臣）向楚成王請戰之時，楚成王也只撥給了子玉極少量的部隊。該戰楚軍的兵力部署。令尹子玉率若敖之六卒及楚成王所撥的少量部隊為中軍主力。子西（鬥宜申）率申邑之師，同鄭、許二國軍隊為左軍。子上（鬥勃）率息邑之兵，同陳、蔡二路兵將為右軍。

該戰，楚軍的三位主將，子玉、子西、子上，都是若敖氏家族（楚國國君熊儀死後被葬在若敖，其一支子孫便以若敖為氏，後又主要分化為鬥氏與成氏兩大支系）。申邑之師及息邑之師即是指被楚國所滅掉的申國、息國的舊屬軍隊，而楚國王室的直屬軍隊卻幾乎完全置身事外。而晉國卻是全力以赴，並耍盡了聰明，還贏得了齊、秦兩大國的軍力相助。

可以說，晉楚城濮之戰是楚國的若敖氏與晉國的交鋒，而楚成王卻置身於事外。為何楚成王兩番不願與齊桓、晉文相爭呢？

首先，楚成王認識到敵軍的強大，硬碰硬只會兩敗俱傷。春秋時期的爭霸戰爭，並不同於戰國時期的並國戰爭，爭霸戰爭重在爭奪與國，而並無生死衝突。正如楚成王曾使人對齊桓公說道：“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牛馬不相及也。”故而，春秋時期的爭霸戰爭，經常是雷聲大、雨點小，雙方都在儘量剋制、避免衝突。到最後，乾脆搞出“弭兵”大會。

再則，楚國的核心利益在南方，而其北進策略，卻像“見縫插針”，有機可乘就向前進一步。如楚成王雖與齊桓公盟約，但會盟不久，即率軍北上，迫使許國（齊國的與國）國君肉袒謝罪。後又東滅跟齊國交好的江國、黃國，而齊桓公也都無能為力。至管仲去世，齊桓公晚年也變得昏聵，就更不能與楚國相爭，華夏諸侯紛紛與楚國背地交好。

第三，楚國有嚴重內憂。若敖氏從楚武王時期一直到後來的楚莊王前期，都一直壟斷著楚國的軍政大權，且有自己的私屬武裝---若敖六卒。若敖氏之於楚國，乃是國中之國。而在城濮之戰中，雖說楚國的左、右兩軍皆敗，但主要的是陳蔡鄭衛等國部隊，而若敖氏主力所在的中軍卻幾乎是毫髮無損。

但事後，楚成王責怨令尹子玉，令其羞憤自殺，將司馬子西（鬥宜申）貶為商公。而以蒍呂臣（楚國名相孫叔敖的祖父）為令尹（相當國相），以圖分若敖氏之權。但蒍呂臣雖為令尹，卻還是難以遏制住若敖氏的勢力，遭到鬥勃、鬥般、成大心、鬥宜生等人的一致抵制，楚國的實權仍然操控在若敖氏手中。蒍呂臣僅擔任一年令尹便在反對聲中死去，而子上（鬥勃）便接替為令尹，若敖氏便再度掌權。

而若敖氏的問題，一直到一代雄主楚莊王（楚成王之孫）時期才得以最終解決。楚莊王在位期間，令尹鬥越椒以若敖氏的武裝囚殺了司馬蒍賈（蒍呂臣之子，孫叔敖之父）而發動叛亂。楚莊王提出以“楚三代先王的子孫”為人質與鬥越椒講和，卻被鬥越椒拒絕。最終，楚莊王費盡艱辛，才得以平定鬥越椒的叛亂，若敖氏的勢力也就基本被清除了。

可見，楚成王在位時期，面對若敖氏的壓力。若楚成王執意與齊桓、晉文爭衡，必致其實力受損，而再難遏制若敖氏的勢力。而若敖氏取代楚國王室也並非不可能的事，前不久的晉國就發生了“曲沃代晉”的“以小宗取代了大宗”事件。楚王室最大的隱患，不是齊、晉，而就是若敖氏。故而，城濮之戰很有可能就是楚成王想借晉人之手，以削弱若敖氏的實力。撥給子玉極少量的部隊，於這場大戰而言本就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其目的就在於防止子玉退兵，逼迫子玉與晉國一戰，而子玉又為人剛橫，不知進退，墜入局中亦是情理之中。

參考史籍：《左傳》、《史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