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兩朝時的科舉形式沒有太多的不同，相比來說，宋朝的科舉制度更為完善，對於招攬人才起到更好的作用。兩者不同最突出的，有以下三種：

一、唐朝時的進士人數，遠遠少於宋朝。唐朝整個時期一共招考263次，進士卻只有6637人。而宋朝雖然只有118次，卻進士人數達到42548人，由此而見，宋朝進士名額是大大擴招了。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唐朝進士相當於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宋朝則是現在抗擴招後的了。當然，考進士的難度還是很高的，和現在考清華北大差不多。

二、宋代進士一登科即可授官。

唐朝時，就算你考取了進士，也不見得就馬上“分配工作”，成為官吏。像韓愈老師，就考了進士後做了多年的冷板凳，天天急得發瘋，給宰相們上書，求個官做。後來沒辦法，主動要求去正發生兵亂的危險州府去當幕僚。而在宋朝，一登科後就保“分配”，肯定有官做。

三、宋代科舉相比唐朝更為公平。

宋代因為完善了糊名制度、鎖院(主考官封閉起來)制度，使得錄取更為公平合理。而唐代送後門，託人情的情景屢見不鮮，王維因出賣色相，給公主彈琵琶而獲得高中，杜牧因有吳武陵的人情，而“屠沽不能易”(就算杜牧是殺豬的屠夫也要讓他中舉)，所以唐代各種行卷請託等“潛規則”、“暗交易”，屢見不鮮，像孟浩然、賈島、張祜、羅隱等人才，都終身不第，黃巢因為沒有中舉，一怒之下造了反，直接葬送了唐朝。而在宋代，幾乎所有的知名文人都出身科舉，像狀元張孝祥、文天祥等，都是非常傑出的人才，由此可以看出宋代選拔人才機制的完善與成功。

宋朝科舉與唐朝科舉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最大的不同主要是在於取士只憑考試成績決定，除武舉、制舉，都要有官員推薦外，其他 科目應舉不再需要薦舉。

在隋朝打下的基礎下，自唐朝開始，完全廢除了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士人入仕和朝廷選官，無不以考試為重，科舉制成為重要的制度。

唐朝取士之科，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無論學校生徒，還是州縣鄉貢，都要經過考試決定去取。

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參加相應的考試。唐代科舉的科目甚多，常選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等。明經又分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史科。這些科目每年舉行一次，也稱常科或常舉。諸科中最受人重視的是明經、進士二科。因為唐代尚文，後來明經也不為人所重，而以進士獨貴。進士科“盛於貞觀，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

唐朝完善的科舉之下，使其“野無遺才”，極大加強了國家的統治，也難怪唐朝的國祚在單一的大一統王朝中最長！

宋代科舉在唐朝制度的基礎上，有了不少變化。《宋史·選舉志》說：“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其後遵行，未之有改。”

宋朝科舉只憑考試成績決定，除武舉、制舉，都要有官員推薦外，其他科目應舉不再需要薦舉。

宋太祖趙匡胤在乾德二年初置制舉，詔曰：“今後不限內外職官前資、現任，黃衣、布衣，並許直詣閣門，進奏請應。”即不論官員、平民，任何人都允許應舉。宋仁宗趙禎在慶曆六年，對制科考試則加了一條限制：自今制舉“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凡應制舉者，必須有“近臣論薦”。”

宋朝還有獨特的特奏名制度，專為多次參加省試或御試落榜者而設。這樣的落榜者年齡在40或50歲以上的，由禮部奏其名，直接參加殿試，分別等第，一律賜予出身或授予官銜。特奏名收羅久困於場屋計程車子，數量龐大。

宋朝對於讀書人如此之優待，也難怪有著文宋之稱。

熱播劇《知否知否，應試綠肥紅瘦》中的齊衡，是齊國公府的獨子，小公爺長得溫潤如玉，是汴京城中有名的青年才俊，但是這樣高階的配置，也無法避免他在第一次參加科舉時落榜的尷尬。

顧二叔是因為替別人打抱不平，那麼小公爺落榜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其實看看宋代的科舉制度就明白了：

首先是因為歐陽修的改革，《知否》的原著雖然沒有明確交代時代背景，但是根據劇情，基本上可以確定是宋仁宗當政時期，當時朝中的文臣 歐陽修在擔任科舉考官期間，倡導的是言之有物、平實厚重的文風。

而小公爺之所以會有“人中龍鳳”的美譽，多半是憑藉著文章中的辭藻音律見長，遇到這類考官就會一籌莫展，劇中關於他落榜的原因就是“辭藻華麗卻缺少筋骨”。

其次是科舉的抑制政策，隋唐時期的科舉考試還遺存著門閥之風，政治上的人事任免幾乎被世家大族壟斷，宋太祖立國之後，鑑於前朝衰亡的教訓，有意在錄取時抑制世家子弟。一方面朝廷對世家予以壓制，另一方面為社會上的寒門學子開啟方便大門，這項政策對小公爺這類人至少造成了兩大影響，考試難度增加和競爭對手增多。

在一千多年的科考歷史中，宋朝是對寒門學子錄取比例最高的朝代，有學者統計過，兩宋的三百多年間，透過科舉錄取的進士人數超過了十萬人，其中平民出身的佔了一半，所以落榜的事情很常見。